金代社会灾后的赈济特点

金代立国一百多年中,天灾人祸也多有发生,尤其面对自然灾害,金朝统治阶级对这些重大事故颇为重视,每当灾后多会采取各种挽救措施,以安抚一方受灾百姓,维护社会稳定发展。这些灾后赈济措施呈现出诸多特点,当然也避免不了带有封建社会及时代的局限性。     

清代城市社会公共事业的运作--以杭州城消防事业为中心

屋宇密集的城市,火灾牵动着诸多的社会关系,连带了一系列社会事务,因而城市消防事业的运作情形,反映了城市中社会关系的组织和构造.有清一代,杭州地方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救火兵丁,实施了"官水桶"等防火措施,但限于人力与财力,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消防需求.为此,政府将平时的防火工作下放到基层,并号召民间力量参与其中.而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居民关系复杂化,则推动了"义民"、"救火集"等民间救火组织的产生.官方与民间两类救火力量,各有不足,互相补充,共同承担起杭城火灾的救灭任务.灾后的赈济亦由官府和民间双方共同参与,但在官员自愿捐资的背后,却是他们保全宦途的策略性考虑.     

中法儿童教养会史料一组

自抗战以来,战区扩大,妇女儿童流离失所,为了儿童不失于教养,特成立中法儿童教养会,以协助政府收容难童,施以教养。本组史料即为中法儿童教养会筹备会、振济委员会及教育部之间为中法儿童教养会筹备及资金等问题来往文书,对研究战时中法儿童教养会有一定价值。     

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地区分厂传统之转变--从赈济饥荒到乡镇自治

本文通过揭示赈灾这样的特殊事件及与“分厂”相关连的地方惯习的变化 ,勾勒出有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分厂”制度的确立和衍化过程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厂董”职能的转化以及传统的乡镇管理模式与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 ,指出在清初救荒活动中划分的以市镇为核心的“厂”的管辖区 ,后来逐渐演变成事实上的地方行政区划。至清末民初 ,尽管“厂域”界限纷争不清 ,但该地的地方自治区域还是完全按照原来的“厂域”面积拟定的。     

晚清饥荒中的妇女买卖——以光绪初年华北大旱灾为中心

光绪初年华北大旱灾中,妇女买卖异常猖獗。被买卖的妇女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其去向以为婢为娼者居多,在传统伦理观念驱使下,许多难妇恪守贞节,不惜以死明志。严重的妇女买卖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地方政府与民间进行了相关的救助活动,然而由于诸种原因,仍有相当多的妇女被排除在救助之外。     

1911-1937年灾民移境就食问题初探

抗战前的民国时期,灾民逃荒现象极为普遍。灾发地政府因无力赈济自己的民众,或者出于推卸责任,放任其灾民四处流离,移境就食。流入地政府救济自己辖区灾民尚且不暇,自然不愿再为别区承担救济重任。再者,行政区划与经费的分配也限制了这种救抚他省灾民的欲望。因此,流入地对来境灾民无不驱逐出境或资遣回籍,而灾民在自己家乡确实又无以为生,迫不得已时只好重又外出。总起来看,整个灾发期间,灾民便是在灾发地与流入地的推来搡去之中艰难苟活。这一问题不是一地一隅所能解决,也远非一年一月所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合作,需要对产生灾民的各种原因予以根治。然而,受时代条件所限,灾民的移境就食问题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灾民的流离悲苦也就只能依然如故。     

1920-1921年间北洋政府义赈奖券研究

1920年10月,北洋政府为赈济华北五省大旱荒曾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义赈奖券。本试从其发行背景、运作和实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初步研究,以求从一个侧面来加深对北洋政府的全面认识。     

乞丐轮奸逃荒女

负责审核受赈灾民名册的人说：“我们对穿短褂子的人要赈济,对穿长衫的入同样要赈济,因为穿长衫的人多半是些公教人员,他们的收入,早已赶不上下力人的收入,这次遭遇到大水灾,他们比不得穿短褂子的人已经撕破了面子,     

由王葆真的一组文物资料所见俄国灾荒赈济会始末

1920-1921年,俄国遭遇严重旱灾,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王葆真,理清当时复杂微妙的国内外形势,以赈济邻国灾荒为载体,积极推进中俄建交历程,率先在国内提出赈济俄国灾荒的倡议,发起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本文通过一组王葆真女儿捐献给河北省博物馆的相关文物资料,揭开了俄国灾荒赈济会从创建到开展活动的一段尘封日久的珍贵历史。     

乾隆七年江淮水灾回眸

清乾隆朝60年间,各省区上报的水灾达514次,占自然灾害之首。一年发生水灾10次以下的有26个年头,10次以上的有34个年头。“黄河于丰县石林、黄村漫溢,淹浸滕县等六县卫;苏、皖、赣、湘、鄂、豫、鲁均遭水灾,损失之大,范围之广,为多年所罕见。”这是有关史料对乾隆七年（1742）发生水灾的一段文字记载。《清宫扬州御档》一书,收录乾隆七年的奏折百余件,其中有近50件,内容涉及水灾及赈济,这使我们今天可以通过档案史料及相关典籍记载,较为全面地了解乾隆七年,江淮一带发生的罕见水灾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