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道者贺卫方》

他有着令人诧异的储安平先生式的俊逸风采。对他这一代从蛮荒中成长起来的读书人来说,他的书卷气、自由主义情怀、对古典美德的坚持,甚至是轻松的幽默气质,都是稀有而珍贵的。大学讲堂和公共论坛外,饭桌上的贺教授同样让人如沐春风。     

何为教授？教授何为？

事实证明,无风也能起浪,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就被卷进这样的漩涡中。方舟子突然在微博批评称,“贺卫方20年不发论文,他是怎么当的北大法学教授？靠时评、演讲,还是像以前发现的那样,靠反复发表旧论文？”     

温柔的反抗

癸巳、岁末,照例对浏览的新书旧籍扫荡一番。从文人们趋之若鹜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历史缝隙中,我瞥见了贺卫方在《逍遥法外》中潜伏的真诚与幽默;当然土家野夫追溯《江上母亲》的撕心裂肺应该比莫言的《丰乳肥臀》更让人萦怀于心;然而,小小年纪的蒋方舟以“对悲观保持一定距离的责任”却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刻狠狠地拽住了我。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一书的一个小错误

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教授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一书写于1983年,1993年由贺卫方等先生译成中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我的这篇小短文既不是对这本书的书评,也不涉及翻译的事情———事实上这本书翻译的质量非常高,只是想指出英文版原书中的一个小错误。在中译本第362页,伯尔曼写道:“马克·布洛克把西方封建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从8世纪到11世纪中为‘第一阶段的封建时期’;从11世纪中到15世纪为‘第二阶段的封建时期’。”(这一段也可以见《法律与革命》中文版第740页的注释),我核对了本书的英文版,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