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的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公文形態。但是,現有中華書局點校本《宋書》、《通典》的儀注文本及標點,均有不完善之處,需要重新校録文本和標點。在對儀注進行了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之後可知,儘管尚書臺(省)自西晉以後就已取得了作爲宰相機構的職權,尚書令、僕射也已被視爲宰相,但是遲至南朝宋時,尚書臺仍然未成爲一個層級分化、結構規整、分工明確、各有權限的外朝宰相職司。在兩漢至隋唐間三公制—三省制的體制轉軌還沒有基本完成之前,尚書臺所得的宰相職權,並沒有及時反映到律令常典和公文形態中。尚書臺作爲文書傳遞機構的性質,仍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體現在南北朝公文書式中。就現有研究而言,尚書省及令、僕射所獲得的宰相職權在律令和公文制度中得到反映,恐怕要到南北朝後期,甚至是隋初纔實現。     

4—5世紀中國政治思想在東亞的傳播與世界秩序——以倭國“天下”意識的形成爲線索

"天下"原指中國領域,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肇端於五胡建國華北,逐漸形成了將四夷也包含在以中國爲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意識。這種新天下意識隨着當時規模巨大的人口移動,被傳播到高句麗、百濟、新羅、倭國等國,並影響到古代朝鮮、日本的國家建設。正是在這樣一種國際動向中,倭國王從倭王武時代既向中國皇帝稱臣,同時又自稱"治天下"之王,到隋煬帝時代倭王自稱"天子",倭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天下"意識。伴隨着新天下意識在東亞的形成和傳播,魏晉南朝的世界秩序最終被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所取代,東亞各地區也進入新的中華、天下紛然叢生的時代。     

選用與剪裁:從《通典·刑法典》看杜佑的法律思想

本文從杜佑對所引史料的選擇和剪裁入手,探討杜佑的法律思想,發現杜佑論述“刑制”歷史時,所引資料均删去了有關“以禮化民”等内容,不認爲“刑”後於“禮”而産生,對以德禮仁義治國持懷疑態度。這與一般認爲杜佑主張以禮樂治國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此外,杜佑詳細引用記録了當時辦案過程的史料的做法也極其少見,反映了他重實踐重程序重法典的法律思想。     

纷纷梨花映佛光

从平凉以东丝绸之路的北道逶迤行进,越过长武塬,便是号称有两千余年历史的古“豳州”城池之所在。     

"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考释

"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2004年7月发现于甘肃省宁县,碑身仅存上半部.残高1.35、宽1.1、厚0.37米.碑四面均刻有文字,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北魏正始元年(504),持节、督豳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豳州刺史山累为孝文帝建寺立碑之事的题记,以及豳州地方官吏的题名,分布于碑阳、碑阴下部和碑两侧;二是碑阴上部隋开皇六年(586)的一个造像题记及佛社成员的题名.此碑吴荭等人有文章介绍其基本情况,另附有碑身局部照片、碑阳和碑阴拓片、录文等内容,并对碑中内容做了分析[1].     

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

豳王为元代诸王之一,始祖为察合台系的出伯、合班兄弟,形成于14世纪初期,包括豳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分别驻牧于酒泉、瓜州、敦煌和哈密.豳王家族虔信佛教,但史书了无记载,幸赖敦煌、酒泉等地发现的各种文献,依稀可以考见豳王家族事佛活动之一斑.从中可以看到,豳王家族不仅对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活动进行保护,而且常以供养人的身份出资兴建佛寺、修缮洞窟、塑造佛像、抄写佛经,尤其是对酒泉文殊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之多处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受其影响,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在当时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使河西石窟的营建活动在元末渐趋高涨,莫高窟、榆林窟现存的14处元代洞窟大都为元朝晚期之遗存.     

晚清洋務争論者的共同意義世界——以甲午前的鐵路之争爲例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鐡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爲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爲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係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爲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农学名著《豳风广义》的原刻重印本

清朝陕西学者杨屾编写的《豳风广义》,是一部介绍在陕西关中地区推行种桑、养蚕、缫丝、织绸以及发展畜牧和园艺事业的专著一     

匈奴帝國與漢匈關係的演化——早期北亞史札記

對歐亞草原遊牧文化的考古與人類學研究的當代成果表明,分佈在那裏的遊牧型生計及其社會文化,並不是從某個特定起源地無遠弗届地傳播到草原各個角落的。本文試圖在介紹這一認識形成過程的基礎上,對匈奴人羣起源的多樣性與匈奴本部落的語言、遊牧經濟在蒙古高原生成的方式及其過程、匈奴帝國的政治結構、匈奴與漢地王朝如何在"試錯"式的長期磨合中確立其相互關係的模式等重大問題的研究,進行比較細緻的綜合評述,並在作者稍有心得的方面做若干進一步的討論。     

唐元和詩人邢允中辨誤

職官制度對古籍整理與研究意義重大,《剡川詩鈔》直至《全唐詩續拾》相繼製造的"唐元和詩人邢允中",即因未及究細北宋武階官左班殿直,而將北宋邢允中誤作唐人。歷代學者未能詳繹虞世美《護國院記》碑形成的三個不同歷史時間(這通刻立於南宋嘉定十一年的紀念碑,保存了一篇唐代佚文《護國院記》),從而導致這一錯誤知識的産生、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