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上的帝国梦

从陇南西和县出城，顺龙昌公路南行，前往心仪已久的仇池山，有将近80里的路程。车窗外，连绵起伏的山岭下一座座安卧于小河边的村庄，朴素而恬静。何坝镇过了，洛峪镇过了，大桥乡龙凤村到了，其实也就到了仇池山的脚下了。下车，举目一望，眼前的仇池山高可参云。     

浅谈顺山集二、三期文化之变

顺山集文化分布在淮河中游的东部地区,顺山集、韩井和雪南遗址为三处具有代表性的遗址。顺山集遗址的遗存可以分成三期,其中第三期文化遗存较前两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有研究者提出应该属于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种情况也出现于韩井遗址和雪南遗址,本文通过梳理了这三处遗址的材料,从聚落格局、生业经济、陶器、生产工具等方面的比较,总结出各遗址体现出的在二期和三期发生的具体的变化,并结合环境考古相关的证据,试图探讨这些变化发生的性质和原因。     

《全唐文》收李知玄《古塔记》辨伪

李知玄《古塔记》是现存记录湘山全真禅师生平事迹的最早文献。经比较《全唐文·古塔记》《湘山事状全集·古塔记》二种文本,围绕所涉地名、籍贯、著述、禅法特色等六方面差异考证,证实《全唐文》所收《古塔记》实际上源自康熙《湘山志》,经过《湘山志》编纂者谢允复系统改编,远非李知玄《古塔记》原本。《湘山事状全集·古塔记》更接近李知玄原本,是反映唐代湘山全真和尚生平、禅法思想的可靠材料。     

天梯山石窟北魏壁画艺术特征探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精神文化需求增加,相关人员也进行了文化内容的制作试图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有一些人将目光聚焦在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上,在对现存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了解那个年代的文化及人们的习惯。天梯山石窟素有石窟鼻祖之称,历史悠久,其壁画研究价值极高。它是石窟艺术的发源地,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它的存在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有待开发。文章就以天梯山石窟的北魏壁画的发展历史作为切入点,从天梯山石窟的现存壁画中了解以天梯山石窟的壁画为代表的北魏壁画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结合大量的文献参考以及相关的实践经验给从事艺术方面的、想了解北魏壁画的人员一些理论参考。     

目录所记《演山集》《兼山集》及作者黄裳辨误

北宋著名文人黄裳所著《演山集》自宋代即见载于各书目中。清《四库全书总目》《清通志》《善本书室藏书志》等重要书目认为焦竑《国史经籍志》误载其为《兼山集》。梳理史料,宋代有两位黄裳,分别著有《演山集》与《兼山集》,两位黄裳在时代、官职、籍贯等方面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导致《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以及《续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等书籍将两书以及作者资料混淆、误载,这给书籍传录及作家、作品研究带来误导。     

绅士的分裂: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的抗官之路

淄川绅士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1861年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在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而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的转变。"刘德培事件"中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抗官,且不乏同情者,这反映出咸同之际官府权威严重削弱和清廷团练战略所激发的地方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绅士阶层的分裂。     

从壁画砖看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的年代

从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大型拼镶砖印壁画墓出土壁画砖的砖面标记文字、砖的拼装方法以及砖的尺寸规格等方面来看,该墓的年代应该在丹阳金家村墓和吴家村墓之前。一向被认为是陈朝墓的西善桥罐子山墓也应该与此墓年代相仿。     

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

宣统年间，清廷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制定了强行核查外省财政的政策，通过向各省派遣财政监理官和设立清理财政局，全面清查外销、陋规等匿报之款。外省督抚司道面对强力核查的压力，由抵触敷衍逐步趋向奉令配合。监理官在克服各种阻力后，督责各省限时清查，全面上报。大规模清查的结果显示，各省隐匿之款绝大部分上报，财政总量大大超过以往。清查财政的行动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持续效果却受到各种制度改革缺陷的影响，近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尚须经受各种考验。     

元代湖广行省溪洞地理环境下的蛮夷官制

元朝在湖广行省的西部(今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设置15个特殊政区安抚司,通过安抚司对溪洞民族群落进行招抚,对归附的溪洞寨落进行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整合,设置为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蛮夷官",允其继续统领溪洞民族群落,归属于15个安抚司统辖,形成安抚司——夷官管理体系。这是一种以地域与民族群落混合的管理模式,是元代创设的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元朝从而实现了对历代王朝未能深入的溪洞地区少数民族群落的控制和管理。     

禅让行事官小考

禅让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基本模式之一,禅让仪式也是古代最隆重的仪式之一,众多官僚参与其中。这之中,以奉送玺绶的行事官最为重要。汉魏禅让以御史大夫奉送玺绶,源自此前曹氏父子受封魏公、魏王时以御史大夫行事,目的除崇重禅让仪式外,亦象征着旧汉官僚向魏朝皇帝臣服。魏晋禅让以"太保+太尉"组合奉送玺绶,渊源有二:太尉源于东汉皇帝即位礼仪,太保出自《尚书·顾命》。两次禅让以不同官职奉送玺绶,显示出新王朝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曹魏重法务实,西晋则较重视儒家理想政治。魏晋以下,东晋南朝禅让行事官多沿袭"太保+太尉"组合,北朝则在继承的同时出现一些新变化。和此前禅让一样,南北双方仍多以兼职行事,显示出王朝对禅让仪式表演功能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