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以胡适的法家研究为中心

胡适对《韩非子》等法家著作的篇章真伪进行了考辨,并用近代的观念阐释法家思想。他将法家思想和西方法学相关联,用进化的观点对法家思想进行了解读,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考察了法家的法治思想。胡适在法家思想研究中所创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及其表现的学术精神,使其在近代诸子学研究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百家争鸣新论题”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中国诸子学论坛综述

<正>2014年7月5日至6日,"百家争鸣新论题"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中国诸子学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商周文明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孔学堂书局、孔学堂杂志协办。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就诸子"百家争鸣",古文献研读以及学派、学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在主题报告中,刘家和《试说〈老子〉之"道"及其中蕴含的历史观》充分挖掘了《老子》之道蕴含的哲学意     

钱穆与《国史大纲》

正若按当下的毕业文凭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只能是中师肄业。钱先生9岁入私塾,13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1年因辛亥革命被迫辍学,这一年钱先生只有16岁。此后便开始了一生漫长的自学。1929年,钱穆先生任教苏州中学时,在教学之余依然不放弃学术研究,撰写了《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刘歆年谱》等重要研究作品。四川蒙文通先生此时正在南京内学院跟     

先秦诸子讴歌考

中国早期文学活动有三大类型,即远古时期先民自发状态下的童蒙谣讴,三代乃至春秋前期自觉场景(仪式、典礼等公共意识场合)里的集体创制,春秋后期及至战国时期自为情境中的个人创作。先秦诸子讴歌正是这第三类文学活动的重头节目。只因时代遥远,又因绝大多数讴歌作品没有付诸简帛金石,不以写本形式流传;所以,当时的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胡适取“九流出于王官”之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     

董治安先生学术活动述略

董治安先生(1934.7.26-2012.5.27),江苏徐州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7年进入徐州天主教会创办的私立中学,1949年考入徐州市立第二中学,1952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任高亨先生的助教,此后一直在山东大学从事中国先秦两汉文学和文献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试析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的方法

清代考据学以经、史为主要对象。由于考证六经、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因其时代与大经相近而倍受重视，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他证或旁证。或佐证事实，或校订脱讹，或旁通音训。因此，以子证经是乾嘉考据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法。     

诸子均分制与家庭经济变动——《乾隆黟县胡氏阄书汇录》研究

诸子均分制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的一项基本制度。传统观点论及诸子均分制,多强调其对产业的瓜分、不利于资本的积累等负面作用与影响。本文以《乾隆黟县胡氏阄书汇录》为中心,对该家族在实行诸子均分制过程中的经济变动,以及文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问题作了探讨。其经济变动,纵向上呈曲线性轨迹;横向上显出不平衡性;而在总体上,则呈向前发展之势。诸子均分制实行的结果是两极分化,有两种不同的走向。既有负面影响,亦具积极作用。该文书还体现了诸子均分制的基本原则和阄书的法律效用,并反映了土地经营方式的多样性和租佃关系的复杂性。     

先秦诸子论历史盛衰

先秦诸子承认历史盛衰变化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其历史盛衰论产生的思想前提。先秦诸子还认识到盛衰变化和转化的必然性。对于决定历史盛衰的因素,先秦诸子从历史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深刻、多维的思考,他们关于历史盛衰的总结和思考,对我国民族的历史思维及后世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建立及其意义

诸子学的近代复兴,与梁启超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1922年,梁启超公开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与胡适进行学术争胜.而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接受了叶适、汪中、崔述、康有为等本土学者的观点,还在于其间接地受到了日本学者斋藤拙堂《老子辨》五篇的学术启发.因此,这一整合中外的学术观点一经问世,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回响.而该说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在于,不仅进一步破除了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还推进了学术界关于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的大讨论.总之,"《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诸子学的近代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