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馆与晚清留英教育

晚清留英教育在船政学生留英之前已经开始,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就派遣了同文馆学生赴欧洲游学。之后,历届驻英公使都带有同文馆学生充任使馆随员或翻译学生,在处理外交及使馆事务之外,这些同文馆学生还负有学习的任务,可以入英国学校学习。19世纪90年代总理衙门还制订章程,派遣了两次同文馆留英生。20世纪初,京师同文馆归并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后,再次派遣学生赴英留学。同文馆学生留英在整个晚清虽然不多,但也自成一系,是晚清留英教育中重要的一支。     

浅析《游学译编》之教育思想

《游学译编》是留日学生以省为单位创办的第一份刊物,影响较大。其中刊载了较多有关教育类的文章,研究这些文章,能够更好地了解当时该刊对教育的思想主张及其对近代社会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受国家政局的影响,出版业整体衰落,汉译日书事业亦大大退步。五四时期杂志繁荣而图书冷淡。战前十年堪称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也是日书汉译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大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     

中国古代佛经的来源及其翻译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是和佛经的传入、翻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始于汉代,南北朝时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到唐宋而不衰。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入并翻译出了煌煌5000多卷的佛经,对古老中国的传统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所论即为此一历史过程中的某些片断,以便使人们对这早已过去的化盛况有所认识和了解。     

汉译蒙过程中的不可译性及其解决方式

本文以现代语言学为着眼点,探讨汉译蒙过程中存在的语言与文化的不可译性,阐明在汉语原文向蒙古语译文转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变异和损耗现象,并提出了处理不可译因素的基本方法。     

清内府刊刻的满文大藏经

清代乾降时期,在乾隆皇帝主持下进行的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空前浩大的修书工程。与《四库全书》推出几乎同步进行的还有一项浩繁艰巨的文化工程,也是满族文化史、以至整个清代文化史中的大事,即满文《大藏经》的译刻。满文《大藏经》是以汉文《大藏经》及藏文《甘珠尔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的佛教典籍总汇,清代又称《国语人藏经》。满文《大藏经》共一百零八函(夹),收佛教经典六百九十九种,计二千四百六十六卷。现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七十六函(夹),六百零五种(33750页),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三十二函(夹),八百余卷。视     

唐山市世博园筹备中的旅游翻译规范化研究——以南湖公园为例

2016年,河北唐山将在南湖公园举办举止注目的世界园艺博览会。随着会期的临近,各项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本文以南湖公园的一些旅游警示语、标识语为例,指出其现存翻译文本中的问题,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以世园为契机,对唐山文化,乃至河北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浅谈汉英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

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两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汉英翻译中存在诸多不可译现象。本文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分析了汉英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及译者应该如何处理这种现象。     

“福圣宝钱”改译“禀德宝钱”之我见

西夏文“福圣宝钱”是否要改译为“禀德宝钱”．是西夏钱币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近日,笔者在撰写《浅论西夏文钱币》一文时想到了这个问题,并冒出来一些新的看法,现略呈如下,恭请同好指正。     

“福圣宝钱”改译“禀德宝钱”之我见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可以确认的西夏文钱币只有5种,即“福圣宝钱（ ）”、“大安宝钱（ ）”、“乾祜宝钱（ ）”和“天庆宝钱（）”。但是,其中的“福圣宝钱”是否要改译为“禀德宝钱”,却是西夏文钱币研究尚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近期,笔者在进一步探讨西夏文钱币相关问题时,忽然想到这一问题,并冒出来一些新的看法。现略呈如下,恭请同好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