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十年建设时期所有制多样化探索中止的原因

正1956~196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后,中国建立了几乎单一的公有制。然而从中共八大开始,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便对所有制结构多样化进行了系列的探索与实践,不过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坚持,在1958~1962年间出现了三次反复,最后完全中止。究其原因,国内因素主要是由中共领导人对所有制的认识水平决     

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读《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后的思考

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的三次哲学大论战》,作者萧岛泉。这部书翔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次哲学讨论如何被政治化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了禁区,不许人们了解,三次哲学大论战更是知者寥寥。     

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

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反映出战后中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即战争还是和平,这是国人关注的主题。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争执的焦点。国共两党虽然经过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由于并未解决军队和地盘这两个根本问题,因此仍然因为实际利益之争而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其后,由于军事较量的相持,更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共实现了停战,并召开政协,讨论战后中国问题。但是国共停战的实现,缺少真正的内在动因。因此,在外部压力下实现的停战,其延续的环境十分脆弱。国共两党最终仍回复于战争,某些暂时的妥协只能是一时的“迂回”。并不妨碍双方实现其基本方针的决心与努力。在这样的形势下,所谓战与和的变奏,和不过是插曲。战才是主旋律。     

1964年罗共调停中苏关系始末（一）

1963年、1964年中苏两党论战期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担心中苏关系破裂,进而影响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曾居中调停,劝说中苏停止论战。罗马尼亚共产党就是其中之一。1964年3月,罗党派团来华调停,希望中苏停止论战。中罗两党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对罗党的尊重,     

胡适为什么挨了40年的骂

胡适去世后,世人给他镌刻的碑文是:"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内部未定稿》漫忆

我196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报考本校国际政治系研究生被录取。后来没有读成研究生,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持证报到后才知道,是到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内部未定稿》工作,行政编制在红旗杂志社。对内对外都称《红旗》八组,因为先前《红旗》杂志编辑部已经设有哲学、政治、     

走向跨学科之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方法论意义

历史学转向社会科学寻求认知工具和研究技术,与社会科学整合是实现现代转型的一条基本途径。发生于1927—1937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论战对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促动集中体现在上古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上古史主要应用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经济史则跨越了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门类。论战促成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大面积结合,丰富和刷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契合了现代史学发展的潮流。     

崇祯帝支持平民与科学家的天文历法论战

明朝崇祯年间,京师满城县民间出了一个天文爱好者,名叫魏文魁。此人以一介平民,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不顾生计也无意科举,长期在家乡研究天文,先后完成了《历元》和《历测》两部天文学著作。之后他从满城赶往北京,与时任礼部侍郎的国家级顶尖科学家徐光启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