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袁昶、许景澄谏死想及李鸿章“卖国”

读晚清的历史,总忘不了袁昶、许景澄等大臣悲壮的死,尽管他们不是死于疆场,而是死在西太后及载漪等人之手。在一个世纪之后再读袁、许两臣死谏的上疏,不仅感慨良多,更令人佩服其政治眼光的远大和政治意识的“前卫”。     

袁昶、许景澄庚子"三折"质疑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二,太常寺卿袁昶、吏部左侍郎许景澄突然身陷囹圄,翌日,二人被处死。处死他们的原因为“声名恶劣”、“各存私心”、“语多离间”等道德评判的语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2页）,“并未明宣罪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6页）。袁昶、许景澄以未明罪状招致杀身之祸,成为晚清的一大悬案。[第一段]     

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1895-1897)

胶州湾事件之前,中德就港口租借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交涉。德国动用了各方人马,推进公私并进的多线外交。清政府倾向于联俄以自保,对德国的无理诉求一味机械回绝,并未足够重视。德国在所谓“和平外交”与“巴兰德—李鸿章”路线接连受挫后,武力占领港口呼声高涨,又值俾斯麦去职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对华外交日趋强硬。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是这一连串交涉导向的结果。其间还留下了驻德公使许景澄主张德国武力占领港口之说,更由此揭示出德国对华新外交政策的内部博弈以及晚清驻外使馆外籍参赞僭越职权的普遍问题。     

袁昶、许景澄“庚子上疏”事件的生成史考察

“庚子事变”中,总理衙门大臣袁昶、许景澄因主和被清廷处死,传闻二人生前曾联衔会奏剿拳和洋,保护使馆,惩处祸首,史称“庚子三折”。然而,关于此事是否属实,朝野却各执一词,形成了分别言说的话语模式。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袁昶后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最初对上疏行为的报道,到疏稿全文的刊布,都明显有着为袁昶正名的意图。而处在中外议和的背景下,外国驻华公使们也借着褒扬上疏事件、昭雪枉死诸臣来拉拢中国改革派,运用外交力量介入此事的传播。士大夫阶层则从另一方面形成强大的舆论场,通过各种形式的揄扬,塑造了袁、许忠谏被戮的形象,迫使清政府从强烈否认到沉默应对,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接纳。正是在几方合力的作用下,袁、许庚子上疏从最初的风传事件终被纳入史书,著录为信史。     

陆征祥:从“卖国贼”到洋和尚

陆征祥,字子欣,1871年生于上海。从上海广方言馆和北京同文馆(两馆都是清廷总理衙门主办,旨在培养外语人才)毕业后,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     

哈尔滨——文化记忆中的独特风景

<正>由于篇幅所限,我只介绍三个与哈尔滨历史有关联比较密切大家既了解又不很熟知的名人。第一任是中东铁路第一总办许景澄。在未任总办之前,曾于光绪十一年出任俄、德、奥、荷四国大臣。翌年四月,许景澄就历年黑龙江江东六十四屯东段被沙俄侵吞一事,向沙俄外交部提出交涉,争回了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