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往来

正我是上海的一名退休文艺工作者,也是贵刊的老读者。退休以后,孩子们怕我寂寞,就经常买一些杂志给我看。慢慢地,《环球人物》就成了我最喜欢看的杂志之一。贵刊的文章有一个特点,文字都很干净、流畅,有些文章的角度也很不错。特别是对一些老专家、老学者、老艺术家的专访,很耐看。这些老同志人生经历丰富,他们的思想很成熟,能够讲出很有智慧的话。像最近刊登的专访电影评论家戴锦华的文章就很不错,她敢讲真话,讲得也很有道理。贵刊也报道过一些当红的年轻明星,照片是很漂亮,但对像我这样的老年读者来说,他们说的一些话还是有些浅薄。希望贵刊对年轻明星的报道,可以多登点漂亮的照片,而专访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有思想、有深度的大家、名     

用生命铺就进藏之路

编者按:长期以来,历史学者一直为辨别史料的真伪费尽心力.民间家书,写的时候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给外人看的,讲真话的多,而且其视角往往是一般史料中所看不到的,所以其特殊的史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由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主编,新华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的民间家书系列图书第1辑,从3万余封家书中选出30封,可谓千里挑一.本刊选登其中一篇,写信人潘兆华,捐信人潘承岳,以飨读者.     

韦国清同志感人的精神与作风

重要的是讲真话 张罗的忆谈从他病室小茶几上的一本杂志和一本书说起。 一本杂志就是《炎黄春秋》。张罗说,这本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郑惠是你们湖南人,在北大读书时,我们就很谈得来。他和另一位湖南同学杨慎之常到我宿舍来聊天。《炎黄春秋》为众多读者所喜爱,首先是它讲真话、说真相,对历史的回忆能再现其真实面貌,给人回味和思索的空间,     

来信

政府必须讲真话 席卷神州大地的SARS风暴,已整整10年了。犹记得当年戴着口罩读报的情景,为了忠实传递真相,与台前幕后诸多种种所进行的各种抗争和博弈的场面历历在目。     

创造讲真话的环境

谁都说要讲真话,但讲真话不易,需要大家努力,创造一个讲真话的环境。由于不讲真话,1958年“大跃进”招致严重后果,1959年“反右倾”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     

“讲真话”漫谈

1996年9月,著名作家、新闻记者、翻译家肖乾在一幅题词中呼吁：“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说真话”的修饰词不用“坚决”而用“尽量”,实在不够理想。没有巴金的“讲真话”和季羡林的“不讲半句假话”那么坚决。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两句话好像有点矛盾。因为“真话”的对立面是“假话”,“尽量说真话”,是否意味着可以讲一些假话呢？     

声音

“讲真话现在成了很大地有点,为此我感到极大悲哀”——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近日表示,当代社会许多问题都表现为把过去的底线当成上限来肯定,例如夸食品没有添加剂,夸一个人不偷东西等     

也谈瞿秋白遇害

2011年第12期,贵刊刊登了秦摩亚所写的一篇文章——《瞿秋白被害,谁之罪》。我读后感慨良深——终于有人站出来在这一类问题上讲真话了!我的父亲赵品三,当时也是中央苏区留守人员,他原先担任郝西史红军大学(即中央红军学校)特科大队     

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自述》读记

1959年7月初召开、8月中旬结束的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个以反“左”始、反“右”终的会议,最令人震惊的是,它把几个最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究其原因,是他们不迎合、不盲从,敢于讲真话,坚持自己的认知。     

两次不准革命的经历

第一次不准革命：讲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8年“大跃进”后,全国出现了经济混乱,发生了缺粮恐慌。1959年7月,彭德怀同志根据他在各地的所见所闻,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毛主席大为震怒。确定彭黄张周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从9月末开始,在全党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