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疆域与民族认同：以《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为中心的分析

国家疆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近代以来,中国国难日亟,国人在民族主义涵养之下,日益认识到中国乃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地理单元。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为全国瞩目之地。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在以《松花江上》为代表的抗战歌曲中,借助“白山黑水”“大豆”“高粱”“森林”“煤矿”等景观符号,以民族成员披荆斩棘开辟家园的历史激励民众,以现实中“美丽富饶”的东北形象感染民众,以未来民族赖以生存的富源鼓舞民众。通过历史、现在和未来三重景观意义的塑造,将东北从抽象的地理空间转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象征性空间,意欲凝聚民族感情,唤醒国人的家园意识,号召国人收复失地,共御外侮,救亡图存。     

流奶与蜜之地

<正>以色列西临地中海,在陆地的南端有一小部分与红海相邻,这个国家的海岸线绵延了270多千米。以色列的北面是黎巴嫩,东北部和叙利亚接壤,东面是约旦,在西南方向则是埃及。这个狭长的国家面积约2.6万平方千米,从北端到南端有424千米,东西最宽处有114千米,最窄处只有15千米。要概览以色列大地的全貌,我们不妨先拦腰将它截为南北两部分。以色列南部是面积达1.6万平方千米的内盖夫沙漠,占了陆地面积的一半还多。沙漠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精神探略——以文学院“海归”师资为例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战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而成,西南联大在极端艰苦的抗日战争中闪耀着进取勃兴的生命之光,孕育了无数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巨大的高端精英,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西南联大的师资尤其是文学院的"海归"师资群体,从他们身上展现出的精神气质,是联大灵魂的化身。     

土司山城与高句丽山城比较分析

<正>近年来,中国西南地区的土司遗址逐渐引起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文物保护学界的关注。2012年,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湖北咸丰县唐崖土司遗址等以"土司遗址"的名义,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据说中国政府已经提名这些土司遗址,申报2015年世界遗产,这些遗址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伴随着"申遗"的进行,考古成果和研究论文也陆续发表,其中就将土司山城与周边山城甚至与欧美山城比较,以说明中国西南土司山城价值的文章。比较研究,应本着先近后远的顺序1。中国东北和朝鲜高句丽时期存在大量山城遗址,这些遗址已经有较多的考古研究,在土司山城的比较研究中,先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城类比,再与     

唐宋西南、岭南瘴病地理与知识阶层的认识应对

唐宋时期瘴气、瘴病主要分布于西南山区,瘴病主要分布于四川南部泸、黎、戎州一线、长江三峡地区、云贵高原及岭南广西盆地,瘿病主要分布于秦巴山区、川西北山区及长江三峡一带。本文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考察认为,唐宋时期知识阶层经历了对以瘴病为主的地方性疾病由盲目恐惧悲观到不懈地探索及医学应对转变过程,其中对瘴气的地理学认识、瘴病的预防及辩证治疗最有成就,从一个侧面加深了对西南、岭南地区地理复杂性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付瘴病方面士人积极进行移风易俗运动,从根本上倡导文明进步的应对观念行为,不仅对西南、岭南疾病地理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而且在应对以瘴为主的环境疾病,推动西南、岭南地区社会文明进步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

本文主要从不同时期的疆域分布状况和观念变化等方面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一词并非单纯的地域或文化观念,也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其中围绕"中国"形成的"中国"为"天下"中心且据之可以成为正统王朝的观念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众多民族尤其是汉和北疆民族建立的王朝或政权不断争夺"中国",在导致现实中疆域分布格局不断出现分裂和统一反复交替的同时,直至清代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和现实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终于实现了重合,古代中国的疆域也由此完成了凝聚的过程。     

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

本文对明清时期的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迁徙进行了探讨。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刀耕火种游耕生产方式、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瑶族被迫从湖南及湘粤桂边界大规模向西南边疆及东南亚一带迁徙,并由此而引起瑶族人口和其文化中心的转移,形成新的文化特征,瑶族亦由此而成为跨境民族。     

试论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

本文探讨了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认为以河为界是金初立国、区划疆域的基本原则,认为伪齐时期的辖境应划分为汴京开封府、河南府路、归德府路、山东东西路、大名府路和陕西路六路,即永兴军路、■延路、环庆路、秦凤路、泾原路、熙河路。本文并对各路辖区所辖州府军进行了研究。     

漾濞老街

<正>在炎夏凉风初袭的清晨,又一次踏进这条安静的老街,两旁大多古旧的民居一如往常地安静着,有早起的女人在默默地清扫门前的街面;花白了头发的老者,穿着白色的短裤背心,在门檐下努力地伸腿弯腰;一匹从远处村寨赶早而来的栗色马,被主人赶着,驮着一驮桃子亦或是李子进城来,马蹄脆脆地踏过老街古老的石路。     

国家起源的理论

千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