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朝京师铁钱与圜法改制

晚清以来货币制度发生剧烈更替。咸丰四年为缓解京师“铜匮”与“钱荒”,清廷“反经复古”而筹行铁钱。伴随此一新货币符号的产生,铁钱鼓铸、流通与清朝货币政策不断形成互动。尤其是在钱文反复壅滞的应对过程中,清朝从铸币投放、立法布令、引导疏销等方面救济币制。但随着货币秩序的整体紊乱,铁钱日渐贬值,以铁钱局与户部为代表的决策部门围绕铁钱减铸、存废等产生意见分歧,“立一法即增一弊”的政策纷更使商民无所适从,铁钱最终成为弃物。京师铁钱的嬗变轨迹映射出咸丰朝圜法改革的试错、容错与纠错过程,揭示了清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政策取舍与行为逻辑。     

日本首任驻外武官福原和胜在华活动探析

驻外武官在近代日本的对外情报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75年在桂太郎的倡议下,日本军方开始推行该项制度,首批派驻国为中国与德国.福原和胜作为首任驻华公使馆武官,统率在华的情报将校,搜集中国情报,并向李鸿章提出日中结盟构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驻外武官名义上须接受大(公)使节制,具体职务、权限、预算等均独立于外交系统,这尽管是国际惯例,也为军方与外务省的龃龉埋下了隐患.福原任职仅一年即被召回,表明彼此之间的矛盾在制度创设初期已现端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未有根本性解决.福原卸任驻外武官一职后,又迅速被秘密派往中国展开情报活动,其职权已扩充至军事、商贸、借款等多项业务范围,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其的重视.从福原和胜的活动可知,明治初期除了派遣来华的日本外交官、军方人士及民间人士,在华外国人也是日本政府构筑对华情报网的重要一环.     

流奶与蜜之地

<正>以色列西临地中海,在陆地的南端有一小部分与红海相邻,这个国家的海岸线绵延了270多千米。以色列的北面是黎巴嫩,东北部和叙利亚接壤,东面是约旦,在西南方向则是埃及。这个狭长的国家面积约2.6万平方千米,从北端到南端有424千米,东西最宽处有114千米,最窄处只有15千米。要概览以色列大地的全貌,我们不妨先拦腰将它截为南北两部分。以色列南部是面积达1.6万平方千米的内盖夫沙漠,占了陆地面积的一半还多。沙漠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精神探略——以文学院“海归”师资为例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战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而成,西南联大在极端艰苦的抗日战争中闪耀着进取勃兴的生命之光,孕育了无数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巨大的高端精英,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西南联大的师资尤其是文学院的"海归"师资群体,从他们身上展现出的精神气质,是联大灵魂的化身。     

清江浦“江北铸币局”二三事

<正>清江浦本是河名,位于今江苏省淮安市城区,在明清时期海运及陆路交通发达以前是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的重要枢纽。当时长江以北的繁华城镇,几乎都集中在运河沿线。"市井益稠,两岸居民达数万户",太平天国战乱期间遭波及影响颇巨,清同治十一年(1872)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漕运和南北客运多数改走海路,这个曾因北方运河水量不足,清廷规定自此地以北的运河只允许漕运船只通过,旅客都必须进行"南船北马"改     

土司山城与高句丽山城比较分析

<正>近年来,中国西南地区的土司遗址逐渐引起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文物保护学界的关注。2012年,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湖北咸丰县唐崖土司遗址等以"土司遗址"的名义,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据说中国政府已经提名这些土司遗址,申报2015年世界遗产,这些遗址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伴随着"申遗"的进行,考古成果和研究论文也陆续发表,其中就将土司山城与周边山城甚至与欧美山城比较,以说明中国西南土司山城价值的文章。比较研究,应本着先近后远的顺序1。中国东北和朝鲜高句丽时期存在大量山城遗址,这些遗址已经有较多的考古研究,在土司山城的比较研究中,先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城类比,再与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在广西的工贷

四联总处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的总称。1937年9月成立,1939年后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亦归四联总处管理,至此,四联总处管理的机构有四行二局一库,亦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政府战时最高金融机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项特殊业务,管理督导并考核国家行局的业务。1948年10月,四联总处宣告解散。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对广西工矿业的贷款(以下简     

唐宋西南、岭南瘴病地理与知识阶层的认识应对

唐宋时期瘴气、瘴病主要分布于西南山区,瘴病主要分布于四川南部泸、黎、戎州一线、长江三峡地区、云贵高原及岭南广西盆地,瘿病主要分布于秦巴山区、川西北山区及长江三峡一带。本文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考察认为,唐宋时期知识阶层经历了对以瘴病为主的地方性疾病由盲目恐惧悲观到不懈地探索及医学应对转变过程,其中对瘴气的地理学认识、瘴病的预防及辩证治疗最有成就,从一个侧面加深了对西南、岭南地区地理复杂性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付瘴病方面士人积极进行移风易俗运动,从根本上倡导文明进步的应对观念行为,不仅对西南、岭南疾病地理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而且在应对以瘴为主的环境疾病,推动西南、岭南地区社会文明进步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

本文对明清时期的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迁徙进行了探讨。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刀耕火种游耕生产方式、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瑶族被迫从湖南及湘粤桂边界大规模向西南边疆及东南亚一带迁徙,并由此而引起瑶族人口和其文化中心的转移,形成新的文化特征,瑶族亦由此而成为跨境民族。     

漾濞老街

<正>在炎夏凉风初袭的清晨,又一次踏进这条安静的老街,两旁大多古旧的民居一如往常地安静着,有早起的女人在默默地清扫门前的街面;花白了头发的老者,穿着白色的短裤背心,在门檐下努力地伸腿弯腰;一匹从远处村寨赶早而来的栗色马,被主人赶着,驮着一驮桃子亦或是李子进城来,马蹄脆脆地踏过老街古老的石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