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补注》与史注

《史通》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史学理论名著,它在诸多方面为我国的史学批评开辟了道路。在《史通·补注》篇中,刘知几总结了唐朝以前史注的主要成就,划分了史注的种类。他褒扬训解式史注而贬低补阙式史注,鄙弃自注。这些观点引发了后代史学家许多争议,开创了史注研究的议题,客观上推动了史注批评的发展。     

三国时期的几位奇女子

不可不信书,也不可尽信书。女子奇寿达三百多岁,就不可信也。陈寿的《三国志》是中国史学界的鸿篇巨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列为"二十四史"之"前四史",是现存的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最原始资料。由于陈寿亲身经历了蜀汉和西晋的更     

釋“自喜”

《漢書·董賢傳》:賢"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説其儀貌"。自喜,顔師古注:"喜,音許吏反。"僅注讀音而未釋義。《漢語大詞典》釋作自樂、自我欣賞。按:《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於文意似大體不差,但並不十分貼切。筆者以爲《董賢傳》中的自喜當釋作打扮愛美、注重儀表。如《三國志·魏書·何晏     

试析“的卢＂成为凶马的原因

“的卢”见《三国志》三二《先主传》裴松之注引《世语》和《世说新语》德行第31条“庾公乘马有的卢”,刘孝标注引伯乐《相马经》日：“马白额人口至齿,名日榆雁,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未及的卢马成为凶马的原因。胡渐逵解释说：“因为这种马的‘的卢’(头上的白毛)于沙场     

心驰神往古蜀道

一提起蜀道,人们首先会联想起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蜀道难》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千古绝句。清代学者严可均编纂的《全三国文》诸葛亮名下收录的一篇《黄陵庙记》记述了诸葛亮“趋蜀道,履黄牛,因睹江山之胜”,说诸葛亮进军四川之事。南朝历史学家裴松之在《三国志》的注释中曾引《魏略》一书,已用“蜀道”一词。     

《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

裴松之补阙式的注史方法并非前无所承 ,他不仅受郑玄等古文经学家博通兼采的注经方法和后来集解体的影响 ,也受到韦昭《国语解》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史注史倾向的影响。晋人挚虞和阎缵等人以补充缺略为主的注史方法 ,对裴氏更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关于裴注所引书目的数量 ,因统计的原则和方法不一 ,学术界有十种不同意见 ,笔者则认为裴氏引书共 2 2 7种。至于《三国志》的正文与注文 ,前人一直认为注文多于正文 ,近来有学者称正文多于注文。其实 ,《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 ,既有文字脱漏问题 ,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 ,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     

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史学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出现的,这时史注附属于经注;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探索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并继承了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有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