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朋僚信函六通考释

袁世凯朋僚信函反映了清末这一世纪变革时期的社会状况,特别是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去一切职务,回籍养疴的三年期间的通信往来展示了袁世凯及其同僚在这一时期的蛰伏状况。这组信函为研究清末历史、袁世凯及其朋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袁树勋与宣统年间粤商“承盐加饷”方案

宣统元年,针对广东盐务弊端,署任两广总督袁树勋上呈长篇奏折,提出新商"承盐加饷"方案,以期达到改良盐政和解决赌饷的双重目的。该方案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抗议,民间士绅、商人团体、报刊舆论、广东和广西谘议局乃至华人华侨,几乎呈现出一边倒的反对倾向。盐政处派出调查小组实地考察后,决定广东盐务仍由旧商承办,袁树勋终未能实现改良盐务的初衷。     

庚戌新军起义善后与广州舆论的“悼惜”风潮

庚戌(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作为清末孙中山领导的第九次起义,载入辛亥革命的史册。吊诡的是,起义被镇压后,官方与绅、商、学界围绕事件性质与善后问题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广东当局公布革命党人的口供和物证,力证其为叛乱行动,并解散涉事的七营全体士兵。以粤商自治会为首的多数舆论则认为这是粤省当局处置不善导致的兵变。特别是巡防营在镇压过程中军纪败坏,而由“良家子弟”组成的新军虽然失败但仍不愿扰民,引发“悼惜新军”的舆论风潮。可见粤省绅、商、学界对于革命态度暧昧,更重视保护本省与自身的权益。清廷在舆论压力下选择惩处镇压有功的粤省官吏,后者唯有掩盖新军既存问题直至皇朝倾覆,反映了筹备立宪语境下民意勃发,政局不稳,清廷却盲目推动新军建设的时代矛盾。     

中俄“周生有案”交涉

日俄战争期间,对俄国逃兵无故砍毙路人周生有命案的处理,中俄双方由于对中俄条约及近代国际法有着不同的理解,各自沿着守法与违法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行事。中方始终忠实地遵守中俄条约和战时条例,谨慎地援引相关规定索要凶犯,力求会审。俄方则无视国际法和战时条例,坚持治外法权,独断专行,拒交和庇护凶手,竟而指责中国违背中立,以武力胁迫中国接受不公正的判决结果。周案的处理过程和最终结果再说明弱国办理外交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