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年间的鬼狐怪谈

乾嘉时期是我国著名的朴学考证时期。以语言文字训诂考证进行经史研究,故被五四运动后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人视为科学方法及理性精神之先驱。本文则从当时人喜说鬼狐仙怪事迹的现象,做不一样的考察,发现另一副面貌的乾嘉时期。由乾嘉时期士大夫喜说鬼狐仙怪故事,可以发现当时并不具备现代意义的科学理性观。理性与信仰并存,或交互为用,纔是普遍的现象。而且精英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这些鬼狐故事时所显示的伦理观,非特与庶民无异,抑且为世俗命定果报信仰之热心传播者。在宋明理学已渐丧失其伦理规范意义,经史考证又只是知识技艺的时代,信奉此种通俗儒道佛理,并以之教化民众,便成为士大夫自觉可以努力之工作。其宣化之方式,主要是文学作品,例如小说或戏曲、宝卷、歌谣等,为道光、咸丰、同治以后大规模出现的民间“善堂”奠了基。突破了经学视域,转由文学去看,纔能观察到这许多有趣的现象与值得思考的问题。     

袁枚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探析

袁枚是 1 8世纪中国知识界声名最盛 ,成就最著 ,影响最大的文学家、诗人 ,同时又是颇有造诣和建树的思想家、学者。但以往的研究多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本文致力于阐发袁枚的思想主张 ,对袁枚提倡的六经皆文的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作了深入的探析 ,并论述了其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 ,认为在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领域 ,袁枚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袁枚集外文一篇——兼谈袁枚晚年与吴镇的一段文字因缘北大核心CSSCI

袁枚作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诗人,“性灵派”的领袖,一生著作颇富,有《小仓山房诗集》三十七卷、《补遗》二卷、《尺牍》十卷、《文集》三十五卷、《外集》八卷、《随园诗话》十六卷、《续诗品》一卷、《子不语》二十四卷等,今人王英志先生辑为《袁枚全集》,并作了补佚工作,收录了袁枚许多佚文,其他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袁枚的集外文,为全面研究其创作成就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清代学者袁枚的性情与学术

作为清代中期著名的学者,袁枚名满天下,但在盛名之下,其性情与学术却不拘一格,不为世俗所累,充满情趣与自然。在清中期沉闷的学术空间中,袁枚活泼的学术气息及为人处世崇尚自然的思想是极其难得的。     

袁枚的“诗”“学”观

袁枚针对清诗目益学问化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于是有人误认为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轻学浅薄,游学无根。事实上袁枚很重视诗歌与学问的关系,他对“诗”与“学”的关系有三个基本主张：一是诗须有学,二是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三是主张化学入诗。他的诗歌没有脱离清诗质厚重学的时代特征,不是清诗的变异,而恰好是这个茂盛园圃里敢于争春怒放的花朵。     

令钞本代随园诗谔稿本汾述略

清袁枚《随园诗话》,未见录或言及有稿本存世。近见江苏省泰州市新华书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传钞《随园诗话稿本》一部。若所据确系原稿,则有值得注意之处：(1)可据以进一步校勘刻本：(2)中有若干刻本不见的作行实、交游资料,以及清人诗作：(3)可得知《随园诗话》撰写过程中的部分修改情况。     

诗人与诗人是多么不一样啊!

一、袁枚的诗好,日子过得更好 袁枚,字子才,是一个才子,成名很早。 赵翼曾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在袁枚的诗集上题道：“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米。”     

新见胡德琳《碧腴斋诗钞》稿本考论

袁枚与胡德琳共同编选《碧腴斋诗存》,其稿本《碧腴斋诗钞》现藏于天津图书馆。胡德琳与袁枚堂妹袁杰的结合,促使袁氏家族诗人从姻亲关系中吸收文化资源,开启家族诗文创作活动。《碧腴斋诗钞》中所载袁枚、胡德琳、钱世锡、李文园等人批注及其相关文献群,呈现出以小集传阅——汇抄草稿——删选补备——定稿刊刻为线索的清中期别集稿刊转换的流程。胡德琳师承张庚,又深受性灵派诗学影响,《碧腴斋诗钞》稿本眉批中所载袁枚、钱世锡二人围绕叠韵、次韵诗展开的辩论,映射出性灵派与秀水派的诗学分歧。袁枚兼具《碧腴斋诗存》的编纂者与刊刻者的双重身份,对于文本删选具有最高权威,胡德琳诗歌中的秀水派风貌被削弱,性灵派旨趣被增强,胡德琳性灵派诗人的身份由此得以呈现。     

从袁枚佚札佚文看《随园诗话》版本及刻书时间

本文介绍了袁枚致山东著名诗人李宪乔的两通佚札(其中一通为亲笔手迹原件)和袁枚佚文《星湖诗集序》。两佚札和佚文对研究袁枚生平、著述、交友诸方面颇有价值。我们据此考证,确定了《随园诗话》的最早版本,弄清了《随园诗话》两个重要版本的刊刻时间,纠正了过去的模糊认识,解开了《随园诗话》版本问题的百年之谜。     

语必惊人总近情——袁枚对杜甫天性多情的推崇及其对后人的影响

从晚唐以来,人们给予杜甫"诗史"、"诗圣"和"集大成者"之美誉,其实质都是集中在对杜甫诗歌的评价上。到了清代,性灵派领袖袁枚独树一帜,高举"情"的大旗,认为杜甫是天性多情之人,并对杜甫之情的多重内涵赋予了新的解释。显然,袁枚把关注的焦点从诗歌转向了诗人本身。这种评论对后人,尤其是梁启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袁枚对杜甫的评论使"情圣"之称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