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许景澄“庚子上疏”事件的生成史考察

“庚子事变”中,总理衙门大臣袁昶、许景澄因主和被清廷处死,传闻二人生前曾联衔会奏剿拳和洋,保护使馆,惩处祸首,史称“庚子三折”。然而,关于此事是否属实,朝野却各执一词,形成了分别言说的话语模式。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袁昶后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最初对上疏行为的报道,到疏稿全文的刊布,都明显有着为袁昶正名的意图。而处在中外议和的背景下,外国驻华公使们也借着褒扬上疏事件、昭雪枉死诸臣来拉拢中国改革派,运用外交力量介入此事的传播。士大夫阶层则从另一方面形成强大的舆论场,通过各种形式的揄扬,塑造了袁、许忠谏被戮的形象,迫使清政府从强烈否认到沉默应对,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接纳。正是在几方合力的作用下,袁、许庚子上疏从最初的风传事件终被纳入史书,著录为信史。     

忠心为国 诚心为民——忠节公袁昶遇害一百周年祭

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字爽秋,浙江桐庐郭坊(今桐庐镇)人。清同治六年(1867)举人,后补内阁中书．历任会典馆、方略馆、天文算术馆要职。光绪二年(1870)进士,授户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十八年(1892),     

两种袁昶庚子日记的比较研究

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幕僚黄绍箕利用身份便利,抄录袁昶寄给张之洞庚子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十二日日记。该抄本后经黄绍箕的同乡杨绍廉过录。国家图书馆藏《袁京卿日记传抄本》,即为杨的过录本。日记除记录庚子年五六月间义和团形势及军国大事外,同时记载天气情况、个人生活、读书记录等各种琐事,并多有对朝中各派大臣乃至慈禧太后的批评,是较为完整的袁昶庚子五六月日记,可补此前人们对袁昶及庚子事件的认识。与该抄本内容部分重合的《乱中日记残稿》,是一另有所据的摘抄本,由袁昶之子公开刊布,其摘抄有所选择和侧重,同时对许多细节也有所隐藏和修饰,然其加工皆在合理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