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缀合示例

敦煌写卷中的裱补纸是古代文书修复的真实反映,也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考察中心,对四组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进行缀合,纠正了前人校录部分写卷时的疏误,同时从文献性质、抄写年代、文书定名等方面对各组文书加以研究。这些缀合工作对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质量大有助益,也进一步证明藏经洞与道真及其团队收集古坏经文修补佛典的活动关系密切。     

情注敦煌六十载——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事迹简介

自敦煌藏经洞发现百余年来,敦煌这座东方文化宝库就牢牢地吸引和锁定了整个世界的目光。正如敦煌壁画中的“尸毗王割肉贸鸽”所预示的君辟样,虽历经劫难和千难万险,敦煌却最终能够光照寰宇,泽被后世。如今,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文化也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一篇最精彩的华章,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为现代人类思想文化库所珍视。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

封闭藏经洞的外层壁画,即莫高窟第16窟千佛变所反映的是末法思想。辽代有1052年“末法住世”思潮,敦煌曹氏与辽有交往,发展到曹宗寿、曹贤顺初期二地更是关系密切,因此辽代的末法思潮便传到敦煌,与敦煌原有的末法思想相结合,在敦煌的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敦煌佛教教团便采取了以绘画表示“末法度人”的千佛变、藏经洞“存经以备法灭”等一系列活动为代表的措施,表达了对末法的恐慌与“佛法即将灭尽”的忧虑。藏经洞可能封闭于曹贤顺初期(公元1014—1020年)或稍后。     

敦煌随笔四则

长期以来，关于藏经洞及其所藏物品的性质，学们众说纷纭，不过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种：“废弃说”和“珍藏说”。     

洛阳惊现大秦景教碑

在2006年5月,洛阳李楼乡出土了一件唐代元和九年(814)十二月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经幢底部已残损,但大部完好。经幢上所刻经文,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按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后,曾出土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和《大秦景教宣元本经》两件,为天津大藏书家李盛铎所得,此两件景教经典,学术界至为重视。     

关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壁画问题”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壁画现状是:东、西、南三壁皆无画,北壁画有两棵树,两树内侧枝上分别挂着水壶、布囊,两树外侧下方分别站立着比丘尼和近事女。但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西方学者斯坦因,在其1907年5月28日日记中,第一次记录的藏经洞壁画情况如下:"除了北侧的墙壁外,其他墙面都是空白无画的灰泥。北壁的上半部分残存有彩绘窗花格,显然是绿色、红色相间的。没有任何人像或彩绘背后圆光的痕迹。"斯坦因在其正式考察报告书《塞林底亚》中,第二次记录的情况基本相同。斯坦因对藏经洞壁画的考古学观察记录迥异于藏经洞现状,因而产生了"藏经洞壁画问题"。根据伯希和1908年在藏经洞内拍摄的工作照,斯坦因所说"窗花格"应即双树的树枝和树叶,但仍无人物画等存在的证据。张大千于1941年10月第一次记录了近事女像的存在,此后藏经洞壁画逐渐呈现出现状。本文对1907-1941年间有关藏经洞壁画的各种相关记载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推测现存近事女像和比丘尼像等或为张大千的仿古新绘。     

勘正辨疑随文释义--《敦煌边塞诗歌校注》简评

随着“忽有天炮响震”,“山裂一缝”,看护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发现了封闭近千年的藏经洞,数以万计的文化瑰宝公诸于世,震惊环球……到如今已是整整一个世纪了。     

国宝寻踪——敦煌藏经洞绢画的流失、收藏与研究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出土了4至14世纪的书、刺绣、绢画、纸画等物5万余件。其中义书,大部分是汉写本,少量为刻印本。汉写本中佛教经典占90％以上,还有传统的经史子集,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官私扩等。除汉外,还有^藏、梵、同鹘、于阗、龟兹等多种少数民族字,敦煌书的发现是研究中国与中亚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学、艺术、科技等的重要资料。莫高窟臧经洞发现后历经幼难,大批敦煌     

丝缕中的装饰艺术——敦煌藏经洞刺绣艺术品再识

敦煌藏经洞文物除了4～14世纪初的5万余件文献之外,还有一部分珍贵的艺术品,如丝织品、纸画、木版画、剪纸、粉本等。其中精美的刺绣丝织品是藏经洞出土的一种佛教装饰艺术品。刺绣丝织品因为材料的相似性、特异性以及不可分割性,使其具备了作为纺织、印染、刺绣工艺独立的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敦煌刺绣丝织品艺术与敦煌石窟壁画一样是敦煌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莫高窟藏经卷档案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南北绵延16侣米。1900年5月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公元4～14世纪的经卷和文书等文献材料等文物5万多件,世称“敦煌遗书”。敦煌遗书所具有的重大学术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