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孝通贻后券"辨伪

“薛孝通贻后券”(以下简称“贻后券”)是陈直先生在《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以下简称《南北朝》)一文中引用的一条石刻资料,据《南北朝》文：“薛孝通贻后券。北魏太昌元年刻,文十七行,每行十二字,公元一九二○年,山西太原出土,其地址恐为当日薛氏之祠堂。原石为夏子欣所得,后不知所售何人,外间知者绝少。”关于其价值,     

殷墟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礼

殷墟甲骨文中所见殷商时期的军礼主要包括有:将敌情告之先祖并于庙堂谋议的告庙与谋伐礼;反复占卜慎重选择领军大将以及隆重的册命礼;为得到神祖护佑而将宗庙里的神主迁出随军的迁庙主和立军社礼;立旗集众和请求人力与物资支援的立中和乞师礼;以田猎形式进行演兵习武和军事检阅的蒐狩和振旅礼;战后向神祖报告征伐所获以及杀俘祭祖的献捷与献俘礼。当时的军事礼仪中充满了崇祖信鬼色彩,占卜贯穿于全程,某些事情如选将等殷人极为慎重,战后的杀俘献祭则严重地保留了原始遗风。后世文献以及周代金文所见的军礼大项,殷商时期多已存在,只是具体仪节因甲骨文的简练而无法详知。     

藏北高原的军礼——记青藏铁路护路队

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穿越了广袤的高海拔地区和藏北无人区。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有着多重的安保措施,而其中一项是最原始的守卫方式——人力值班,监控着铁路沿线的安全状况。执行这一项特殊任务的,是一群特殊的集体：＂青藏铁路护路队＂。     

读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印象

源远流长的中华古代文明,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造就了多元区域文化的复杂景观,也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学术源泉。改革开放以来,在方兴未艾的区域史研究热潮中,河洛文化的探究一直是引人注目的课题。人们对河洛文化的推重,缘自它是诞生在古老中原大地上的文化奇葩,是构建和传承华夏文明的核心,它吸收和融会了周边地域文化的精髓,并不断丰富和创新,从而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赢得了特殊的地位,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河洛文化研究从发轫伊始,就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和广泛参与,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初创、90年代的发展和繁荣之后,随着21世纪启幕,迎来了更趋专门化的纵深发展时期。     

甲骨卜辞所见的商代献捷献俘礼

古代军礼中的献捷献俘礼,殷墟甲骨文有所记载。就卜辞所见,殷商时期这一礼仪主要包括反主、逆俘、奏恺、献捷杀俘祭祖等仪节。文献中所言的"饮至"、"大赏"等虽因卜辞简练而无法清楚,但根据其他迹象判断也应存在。殷代军礼充满崇祖信鬼的色彩,占卜贯穿于其中,杀俘献祭则保留了明显的原始遗风。     

明代的旗纛之祭:中国古代军事性祭祀的高峰

明初在各地设置旗纛庙,成为中央与地方常规的祠祀之一。旗纛庙及旗纛祭祀是对唐宋祭的最大发展,为中国军事性祭祀的高峰。它与明代卫所制度密切相关,与其兴衰相伴。虽然旗纛庙在明代分布地域极其广泛,但是因为其强烈的军事色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太远,因而不能真正融入民间。     

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

军礼鼓吹指军事将领的仪仗乐队及其演奏的乐曲。它与军事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鼓吹。作为军礼制度的内容之一,它的形成发展及成熟与五礼制度化基本是同步的。鼓吹在三国时虽和军事有较密切的关系,但它制度化的特征并不明显。两晋时期,赐给将领鼓吹的记载不但多于三国时期,而且其用于军事目的的范围也较三国广泛,具有明显的制度化特征。南朝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军礼鼓吹制度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发展时期。军礼鼓吹制度化对南朝来说,它提高了武人的地位,对抵消轻视武人武事风气的消极影响起了积极作用。对整个南北朝来说,它丰富了军礼制度的内容,激励将士们杀敌立功,表彰他们恪尽职守,忠于朝廷的行为,调动了军事将领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冬日的积石原

沉寂中的,是冬日的积石原,太阳未出山之前,那是霜的世界。这些光怪陆离的精灵,是上苍的天使,悄悄地静静地,把原野装扮得肃穆酷美……麦苗白了,树枝白了,连田问地头曲径通幽的小径也嗜睡于白色的寂静中。     

清代献俘受俘礼初探

献俘礼制乃古代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军队凯旋后将所获敌酋或首级进献庙、社及皇帝的礼仪活动。清朝前中期武功赫赫,圣祖、世宗、高宗三帝继承历代之制,将其不断得到发展完善,载入《会典》,并数度举行。道光八年,平定张格尔之乱,宣宗举行了有清—代最后一次献俘受俘礼,在档案中亦多有记载。献俘受俘礼,具有宣扬国威、震慑外藩的作用,既体现了清廷继承中华传统礼制,彰显王朝正统的政治意图,又见证了诸帝践行大一统事业的辉煌与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