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地区考古发现的汉代玉枕探析

徐州地区发现的汉代玉枕数量较多,形制上有几形和盒形两种,玉枕的出现与汉代初期统治者崇尚“以玉殓葬”关系密切,同时也深受楚文化影响,推测徐州玉枕出现的原因,可能受到楚国木枕的影响。     

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蒲家寨战国秦瓮棺葬墓发掘简报

2017—2018年,为配合西咸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位于陕西西咸新区蒲家寨村的一处战国秦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墓葬、围沟、水井等遗迹340余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及玉器等。墓地内散布有10座瓮棺葬,均属于秦文化范畴,其墓葬形制、结构各异,出土器物丰富,墓葬年代属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前后,是研究秦瓮棺葬及秦人丧葬习俗演变的重要资料。     

江陵九店东周墓地分析

江陵九店墓地是东周时期一处由多个人群(或家族)共同埋葬的公共墓地.甲组墓中多随葬磨光黑陶器不见陶鬲,墓主为春秋早中期楚势力进入以前当地土著人群,内部包含若干分支,春秋晚期以后完全楚化或为楚所灭.乙组墓中可见相同的楚文化传统,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在九店墓地.根据空白地带、墓向、墓位排列方式可将其划分为若干小区.社会基层组织以血缘关系为主导,但亦呈现出地缘化趋势.此外九店墓地甲、乙组人群不同的发展脉络亦反映出东周时期楚国势力在江汉地区的兴衰变迁历程.     

移动地理研究的一种理论框架——基于文献分析

移动性是21世纪人文地理的研究热点和重要议题,它体现了空间科学的社会学转向,属于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和中心命题,其中心性突出体现在它与其他传统和新兴的人文地理分支学科的交叉。本文以表格为工具梳理了地理移动性的研究理路,发现移动地理与其他人文地理分支学科共同聚焦的核心是：时间地理、旅游地理、行为地理的“时空行为”问题,政治地理、社会地理的“权力”“平等”“权利”问题,身体地理的“具身实践”“感官体验”问题,情感地理的“地方依恋”“身份认同”问题,想象地理的“地方感”问题,道德地理的“空间道德感”问题。本文识别这些关键问题为移动地理的“核心要素”,搭建移动地理的框架和体系,指出探查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机制和不同时空移动类型的转化机理是未来移动性的研究方向。根据移动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强度,构建了包括日常移动、旅游和旅行移动到永久性移动在内的地理学移动性连续轴类型,并探索了移动地理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集安地区高句丽晚期积石墓的探索——以两座积石壁画墓的时代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两座积石石室壁画墓时代的探讨,将集安地区高句丽积石墓的下限年代推定为6世纪前叶早段,并认为积石墓外部的基坛形态被高等级封土墓所继承。     

《史記·匈奴列傳》冒頓“北服渾庾”試解

《史記·匈奴列傳》冒頓"北服渾庾"。《漢書·匈奴傳》作冒頓"北服渾窳"。《漢書·地理志下》朔方郡有窳渾縣,師古注:"窳音庾。"王子今《論賈誼〈新書〉"備月氏、灌窳之變"》指出:"‘窳渾’如果與‘渾庾’、‘渾窳’有關,或許應當與雁門樓煩、上郡龜兹、朔方渠搜等類同,因外族内附者聚居得名。"中國古代邊郡縣以内附部族原名命名聚居地者俯拾皆是。但亦有以某地原部族名命名邊郡縣者,如西漢雁門郡樓煩縣本樓煩胡地。因此,窳渾如果與渾庾     

隋唐组玉佩刍议

以片形玉佩饰形态出现的组玉佩是隋唐中、高级墓葬时有发现的随葬器物,但由于始终没有完整的发现,考古发掘者对这些零星玉佩的性质和组成结构皆无法定论。唐总章二年刘智墓组玉佩的出土,为研究唐代组玉佩的结构与形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本文以此为基础,梳理了隋唐玉佩的考古发现状况,并结合文献资料,确定其来源于三国、两晋组玉佩,适用范围为整个隋唐时代的贵族和高级官员,是当时"剑珮绶"的朝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日”还是“具注历日”——敦煌吐鲁番历书名称与形制关系再讨论

根据吐鲁番台藏塔新出《永淳三年历日》和其他文献材料,唐代早期历日应定名为“历日”,而非“具注历日”。“历日”作为历书的自题名一直使用到唐武宗时期,自唐僖宗时期以后则使用“具注历日”。唐前期官颁历日历注中已有吉凶宜忌的内容,全国范围内的历书形制基本统一,这种形制一直延续到敦煌吐蕃和归义军时期。     

《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进士籍贯刊误述论

文章以列表的方式,论述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中存在的6种进士籍贯刊误现象,即:省际进士籍贯刊载互误、省内进士县际籍贯互误、进士籍贯标注字误、以俗名标注进士籍贯、以府名标注进士籍贯及以府、县二级标注进士籍贯。文章并较细致地探讨了该书出现这些刊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