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远东的双重外交与天津租界危机

1939年天津租界危机期间,英国根据欧亚局势的演变和美国态度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其远东外交政策.本文通过对英国在天津租界危机中的外交折冲的研究,展现危机中的英国既不甘于放弃其在远东的权益,又不愿与日本走向军事对抗,因而推行了一种既支持中国抗战(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持),又对日妥协的双重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从表象上看,充满着矛盾与反复.但在这一复杂表象的背后,则是英国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在远东获取最大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也是英国外交传统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这一核心原则的反映.     

英日间就华北走私问题的相关交涉情形(1936.4-1936.5)

1936年前后,在日本暗中支持之下,华北地区走私活动泛滥,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致使中国的关税收入锐减,也严重侵害了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英国与日本就此问题进行了交涉.以下一组外交函电①反映了英日之间就此问题进行交涉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华政策及英国对日本侵华所持态度.     

“有田—克莱琪协定”在中国的反响——以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与评析为中心

1939年4月,天津伪联合储备银行与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爱国人士刺死。日本以"天津事件"为由,迫使英国在与日本举行的东京谈判中达成以中国利益换取缓冲英日关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一妥协性协议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形成抗战以来国内首次对如何利用国际关系争取抗战胜利的讨论热潮。西南联合大学恰是透视这一讨论的载体,这一协议在师生中引起了相当反响。他们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批判、对英日在华矛盾的分析、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等,他们对英、日、中矛盾的冷静观察与预测,透视出可以由此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中国民众对于国际变化与中国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     

1939—1941年英日关于“扣船事件”的交涉

本文以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础,梳理了三艘英籍普通商船在1939—1941年被日军扣押以及由此展开的英日交涉过程。日本方面蛮横傲慢,对英籍商船始终强扣不还,对英方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英国外交当局对于涉案船东几度反复的诉求可算尊重,但对日交涉的努力低效乃至无效,正是该时期英国对日外交整体上奉行消极退让政策的必然结果。三艘遭日本扣押的英籍商船及其相关人员的际遇表明,日本的侵华战争归根到底是对和平环境和国际秩序的挑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同样也直接伤害到诸多外国商民的权益;如不及时制止,就没有可以幸免的旁观者和第三方。在日本侵华战争影响下的第三国商民,也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虽然直接相关的资料零散,但是不能忽视,应该纳入抗战史的研究视野。     

1960—1972年间英日对联合国中国席位问题立场的比较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虽然日本的经济实力得到飞速的发展,但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仍无足轻重,除美国外,还不得不借重英国等西欧强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上就是如此。由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所以它希望在联合国保留台湾的席位,并希望得到在西欧和亚太有重大影响力的英国的支持。但是,对于英国来说,与中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