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二轮县志艺文入志问题

旧志艺文占据比重甚大，社会主义首轮志书艺文内容又过少。第二轮县志如何处理艺文内容入志是一个需认真考虑的问题。本文从新编县级志书艺文部分应包含哪些内容，旧志与首轮县志艺文入志情况的比较，第二轮县志艺文志内容选择分析、写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以“情”入文以“情”育人——浅谈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落实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情感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在语文教学中表现的更加明显。教师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充分运用情感教育，引导学生用心审视文章的内在情感。才能让学生情动于衷，发之于外。导之以行，使学生在“情感”的熏陶下。完美自己的人生。那么如何对作品的情感内涵进行“挖掘”呢？     

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以浙江乐清的瞿振汉起义为例

19世纪初以来,银贵钱贱的现象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各阶层收入减少,政府亏空严重。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廷大规模出卖科举功名。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由此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异途出身的生员群体。这个被指斥为“儒枭”的群体挑战了正途出身的地域政治集团,对正途士绅掌控的地方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瞿振汉起义实为两个地域政治集团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的结果。     

立册存案，载入志乘：清代义田盗侵与宗族、官府应对

中国古代义田肇始于宋代,至清代鼎盛。伴随清代义田发展,盗侵现象亦呈多发之势。清代宗族、官府等踊跃捐输,支持义田发展,同时对义田盗侵现象进行深刻反思。宗族主动申请将义田立案,经过官府层层审批,载入志书中备存。官府为义田创立者颁发执帖,并通过勒石建坊、颁给御书匾额、赏予顶戴等方式予以褒奖宣扬。对盗侵义田者,则订立法律规条,分类治罪处罚。乾隆年间发生两起义田侵没案件,反映了律法规条在义田保护方面缺乏应有的执行力,透射出官府保护义田之有心与乏力。     

新见元代徽州儒户帖文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徽州家谱所收《休宁县儒学教谕刘文新袭儒户帖文》的解读,首先以具体例证明确了元代儒户承袭的一般程序,同时对至元二十七年儒户抄籍的法律效力也加以了确认。其次,确定了作为宋代以来学校执事官的斋谕,在元代亦得以延续,并可以在家族间承袭。正是由于斋谕在元代的准学官地位,帖文中刘文新方在时隔十一年申请确认其儒户身份并承袭斋谕。最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帖文的内容,确认家谱中对刘文新及其父刘福龙所任学官的记载,基本明确了明代嘉靖年间家谱纂修之际被美饰后的始迁祖刘福龙和刘文新的身份。     

圆仁亲历的会昌佛难

本文根据日本僧人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引用中国相关史书,就唐武宗时"会昌佛难"之原因及其经过做进一步探讨。     

长沙市博物馆藏近现代山水画赏析

长沙市博物馆藏有不少山水画作品,其中有少量是明清二代的,主体为近现代名家作品。藏品为旧年入藏或近年来征集所得。现就馆藏中几件晚清至近现代画家创作的山水画作品略作整理,向读者介绍。铁耕斋图卷(清)沈翰等纵18、横87厘米纸本水墨沈翰(1842-1913年),字咏荪,号醉白,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工书画,善临摹古画,与道州何诗孙(维朴)、淮宁姜颖孙(筠)齐名,世称"三孙"。     

辽朝“入閤礼”考论

入閤礼在契丹传统礼仪生活和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任何痕迹,其作为朝谒礼仪的一种起源于唐朝,与当时的内朝制度关系密切。唐末因乱礼阙,皇帝渐废正衙视朝,而入閤日重。五代之后皇帝于每月朔望日御正衙入閤成为定制,入閤礼遂成五代盛礼。辽太宗时期两次行入閤礼的实践,既体现了在辽初礼制建设中对中原五代礼制的继承,也是契丹国家性质转变的外在表现。辽朝中后期,在国家礼制建设日趋完善的同时,由于受北宋及契丹国家二元政治体制的影响,入閤礼废置不行。但是中央官系统中的东西上閤门司却得以保留,成为职掌辽朝礼仪的主要部门之一,在辽朝中后期国家礼仪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戒行合一:从敦煌禅籍透露出的达摩禅的真实内涵

本文作者从现代学术视角,陈述了80年来学术界肯定菩提达摩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定论。接着又从佛教信仰的视角,得出了禅宗《灯录》尊菩提达摩为初祖,具有理论和信仰两方面的合理性。最后从辩证法的视角,认为戒行合一,是从敦煌禅籍透露出的达摩禅的真实内涵,并具有三方面的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