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联豫《开设白话报及汉文藏文传习所片》奏折——读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

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西藏局势的变化,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清朝末期,驻藏大臣联豫主张在西藏进行一些系列的改革,加强中央的统治,光绪三十四年,上奏开设白话报及汉文藏文传习所,加强文化的交流,加快政策的传达,本文主要简析这个奏折,从这个奏折中可以看出联豫的治藏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     

李世民打破阶层固化成就大唐盛世

非凡之世,定有非凡之人。唐太宗李世民执政23年,之所以被誉为"贞观之治",就是因为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当仁不让作顶层总设计师,锐意改革,堵疏废立结合,平抑皇族宗室及门阀豪强既得利益阶层,打开庶族和寒士上升通道。此改革打破阶层固化,让社会各阶层人凭能力上下充分流动,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极大激发全民创造力,成就大唐盛世梦。一、消藩降爵减俸,平抑皇族宗室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面对贫富严重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在广西的工贷

四联总处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的总称。1937年9月成立,1939年后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亦归四联总处管理,至此,四联总处管理的机构有四行二局一库,亦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政府战时最高金融机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项特殊业务,管理督导并考核国家行局的业务。1948年10月,四联总处宣告解散。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对广西工矿业的贷款(以下简     

两汉关内侯问题研究综述

<正>汉代关内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社会群体,属于统治集团的上层。关内侯是二十等爵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地位较高、规模较大并享有广泛的权益,对两汉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都产生过较大影响。20世纪初期以来,汉代关内侯问题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研究领域逐渐拓宽,理论方法有所创新,具体探讨更为深人,相关成果相继问世。2001年《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出版,使探讨进人新的发展阶段,但一些内容仍有待深入考察。下面梳理学术界对于两汉关内侯研究的成果。     

金代汉制封爵的爵称与爵序——《金史·百官志》“封爵”条的勘误与补遗

《金史·百官志》记载了金代汉制封爵的爵称与爵序,但其内容并不完整,亦有失准确。通过《金史》及碑刻资料对其进行补遗和勘误,得出有金一代汉制封爵有王,即以国号所封王爵,其内部又有两字国王、一字国王、一字王三种类型,王爵之下有郡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郡侯、开国县侯、开国郡伯、开国县伯、开国郡子、开国县子、开国郡男、开国县男。虽然其中有的爵位名称并非与金代封爵制度相始终,但其体现了金代汉制封爵制度发展的历程,这对全面认识和把握金代汉制封爵体系的完整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对华金融掠夺的铁证——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及其发行的联银券

抗战爆发后,日本为了全面操纵华北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在北平筹备成立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文章以馆藏联银券藏品实物为证,较为详细地揭示了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所进行的残酷的金融掠夺,希望以此引起读者的警醒,也为业界研究提供参考。     

建国初期"联苏抗美"国防战略思路论析

建国初期"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是"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延伸,但不能将两者混淆。"一边倒"外交战略着眼点在于社会制度的一致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国防巩固,它的提出既有历史经验的因素,更取决于新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它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证明是一个符合当时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正确的决策,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抗日烽火中的安庆六邑联中

几经辗转建校舍从太湖县城西行约10华里,便到了姜家岭。那里峰峦环抱,环境优美。而随处可拾的断砖残瓦,见证着安庆六邑联中的峥嵘岁月。安庆六邑联中,全称为安庆六邑联立中学,创建于1905年,校址设在今安庆市百花亭,当时“蔚为壮观,为本城各校之冠”。所谓六邑,是指怀宁、桐城、     

用GC-MS（色质联用法）鉴定西大盆地区出土陶器中的矮松松香

GCMS(色谱质谱联用法 )可用来鉴别陶器上的残留有机物 ,通过某些特定的生物特征测定样品。J.Eerkens的实验样品来源于美国内华达州西大盆地区 2 6Ny 938号遗址表面采集到的残损陶罐 (编号JEC2 94 )。陶罐散发出微弱的松香味道 ,所以他试图分析该陶罐中的残留有机物。由陶罐上切下 1cm2 的陶片 ,两面各磨去 12mm ,磨成粉末后加入氯仿与甲醇。充分混匀后经过离心与超声波降解 ,用HCl酸化为脂肪酸甲酯。GCMS法测此混合物得到谱图。分析谱图认为样品内包含饱和与不饱和的二羧基脂肪酸 ,还有不少的萜类化合物 ,包括倍半与二倍萜类化合物。…     

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

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露了弱国外交的屈辱与无奈,更暴露出了主持外交者的懵懂与无知。而由此引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则预示着清政府的外交已步入山穷水尽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