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先请”制

随着"刑不上大夫"原则的复归,汉时贵族官吏减免刑罚的先请制产生并不断完善,由最初的荣宠之举发展为官吏的普遍特权,不满六百石之墨绶长、相也被包括在内。违反先请,不经皇帝裁决擅自处理,要受到惩处。汉时先请,就对象和程序而言,与后世八议关系密切。     

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秦汉时期的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

秦汉帝国是伴随"新地"的推展和边界的扩张而确立的。政府在派遣"新地吏"同时,往往推行徙民实边、行役戍边政策。在后来的发展中,实边较戍边更为边策所重。其原因既涉及财政、舆论,也有对防御效能的考虑。两汉时期,内地与边郡之间的差别有所扩大,影响到朝廷内外政策的差异。边郡军事负担甚巨,而且因军队屯驻造成经济残破与社会动荡。边郡维持运转,常需邻郡供给、中央调控、募民输粟及军士屯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中轻徭薄赋的惠政,与边政状况直接相关。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

"吏户"论所指的"吏"是行政系统的"吏",但是在具体论证时,却常常以军事系统的"军吏"——如"将吏"、"吏士"、"吏兵"、"武射吏"、"武吏"、"文武吏"等有关资料作为证据,这不仅将行政系统之"吏"与军事系统之"吏"乃至士兵混为一谈,而且根据这种资料所作出的论断就很难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朱其懿治吏恤民在沅州

1888年12月,朱其懿任湖南沅州知府,他认为:"知府为表率之官,首严察吏;郡属当边陲之地,尤重安民"。在沅州知府任上的所作所为,他紧紧抓住"严察吏"这个根本,实现"重安民"的目标。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恩威并济以治吏,教养兼施以安民,以身作则不搞排场,从严治吏奖惩分明,多措并举醇化民风,力图一方吏治的清明高效和百姓的安居乐业,为一方社会的全面发展尽力创造适合的人文环境。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三献疑

在论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吏户”问题时,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说法,例如一经为吏,便“世代为吏”,因而“吏户”具有“世袭性”;“吏户”必须解除“吏名”或“吏籍”才能获得解脱而上升成为“民户”（平民）;“吏”经常遭受长官的鞭打、虐待,表明“吏”的身份十分卑贱;“吏户”的数量非常多,如东晋时仅“司徒吏”就有二十余万等等。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有的是曲解史料。由此可见用“吏户”论的观点是难以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的,它几乎与这个时期的相关史料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原因就在于“吏户”论并非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     

"流氓的补偿":新政改革与中央低层行政人员地位的转变

人员问题是清末新政改革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之一.新的中央体制运行所依赖的大部分官僚没有跟上新的培训、被称为"流氓"的"书吏"们滥用权力以寻租补偿且人浮于事.1910年发生在民政部低层人员之间的交恶以及民政部在全国范围的内部考试这两个事件说明了官职竞争及层级提升的异常激烈,谋求权位的仕途吸引力并未随实施新政而发生变化.     

中、日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比较研究

本文从城市土地利用和生活空间结构两个方面,对中、日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进行了对比,并从职住关系的视角解释了其形成机制。     

管窥我国历史上的反贪立法

国家或集体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历代吏治整饬的重要内容,也是反贪立法的着眼点。纵观历史,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运用法律的武器来规范各级官员,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丰富的反贪法律史料。本文谨择其主要朝代、重要惩贪治吏法律的实施作一简介,以期对当今社会发展有所裨     

秦庶长考

庶长为先秦时期秦国所独有的官爵称呼。与左庶长、右庶长这些明确为爵称不同的是,庶长自出现至昭襄王初年,均为官称,且与晋国“公族大夫”类似,多为宗室之人担任。孝公前,庶长一度把握秦国大权,操纵国内君位继承。孝公时,秦王开始任用异姓削弱庶长权力。惠文王四年秦国设相,文武分职,庶长逐渐沦为单纯的军事统领。昭襄王初年,庶长被“将”代替,从秦职官序列中消失。庶长地位的迁移,体现秦官制及君权演变的趋势。     

包容性发展棱锥模型:后现代视阈下旅游房地产发展新维度

旅游地产是旅游开发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缎带"行"到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提供"吃、住、娱、购"以及可意象的"游"赏空间。作为闲暇经济主体的旅游地产发展正面临产业转型与资源约束的双重压力。从后现代旅游地产开发理念的视角,结合永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概念,构建出包容性发展棱锥模型及其应遵循的底一图关系等6点原则,以弥补现代旅游地产开发在产业发展模式和空间资源利用规划与设计等的不足。中国后现代旅游地产发展新维度:严格"三区四线"的空间管制:应用HST-TOD一体化立体综合开发模式;倡导JHTSD极大化及优化房地产市场法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