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西方史学之东渐——从馆藏书《瀛环志略》谈起

《瀛环志略》是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读物,同时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不断向中国渗透的产物。新教传教士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传播者,由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新教传教士自身知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排斥及清末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等原因,西方史学的东传之旅十分艰难,但它毕竟拉开东西史学融合的序幕,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传教士的密信

夜深了，一支鹅毛笔正在信纸上疾走，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北京宣武门肉的南堂，耶稣会传教士刘松龄正在写信。就像一个秘密工作者，为了防止清朝官员的检查，他总是在“信差”临走之前写信，然后立即交来人带走．以策安全。     

康熙时期法国皇家科学人员在清宫的教学与研究

17世纪下半叶,为扩展在印度洋地区的海外贸易和传播天主教,在王室支持下,巴黎皇家科学院向中国派遣了由六位耶稣会神父组成的代表团,其目的是集外交、商贸、政治、宗教和科学为一体。本文论述了留在清宫的法国耶稣会成员如何向康熙皇帝传授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哲学等知识,即大量运用巴黎皇家科学院成员的科学成果,尝试在清宫建立一套以“法式科学”为蓝本的科学体系,以及上述知识如何被康熙皇帝接纳乃至在全国推广。西方科学知识融入中国知识体系的这一现象,表现了17-18世纪清代宫廷对新鲜知识和新奇物品的接纳和融汇。论文以大量的法国档案和文献为依据,从法国视角探讨了17-18世纪中法科学交流。     

传统与寻真——西方古典汉学史回顾

由作为翻译家、编撰者和编辑的耶稣会士,驻外领事,商人组成的前汉学家(protosinologist)队伍,以及十九世纪中後叶第一批传教士汉学家,他们留给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汉学研究一种既粗糙又不成体系的方法论观点及研究课题,尽管两者都得自於中国本土学者和注经家(scholiasts)那里。     

耶稣会传教士与欧洲文明的东传——略述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欧洲观

公元十六至十八世纪有一个中西文化交流互影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中国文化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欧洲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从万历到乾隆,中国人对於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也有了初步的认识。中西文化出现了双向交流的热络局面。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後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不同的是,後者是比较主动地去了解世界的形势,而明清时期,     

利玛窦与肇庆官场

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前来中国传教．1582年8月到达澳门．是年传教士曾三度被允许进人中国,但未能建立居留点。经过一番活动．传教士于次年10月在肇庆取得立足之地。广东这次“对外开放”。并非因为大明帝国的国策有什么改变．更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广东一些地方官特别开明．整个过程不过是一场行贿与受贿的博弈．这就注定耶稣会士的中国之行必定焦头烂额．而且最后必定以失败告终。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清代来华“皇家数学家”传教士洪若翰研究

1687年是中国天主教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由路易十四派遣来华的五位被赐予"皇家数学家"称号的传教士历经两年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中国,从而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这五位神父分别是:洪     

一场“不败而败”的颜色战

当“水色”遇到“油色” 1715年,“阅色无数”的中国皇帝康熙,却被西洋色迷了心窍。始作俑者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这一年,郎世宁给康熙带来一箱珐琅器,珐琅器颜色的艳丽,迷住了康熙,也随后在宫廷内点燃了一场西洋色的风暴。     

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

17世纪是中西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世纪。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经考证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为76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纪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亦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是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表现了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建构了一幅较为完整的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北京画像,奠定了西方北京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