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先请”制

随着"刑不上大夫"原则的复归,汉时贵族官吏减免刑罚的先请制产生并不断完善,由最初的荣宠之举发展为官吏的普遍特权,不满六百石之墨绶长、相也被包括在内。违反先请,不经皇帝裁决擅自处理,要受到惩处。汉时先请,就对象和程序而言,与后世八议关系密切。     

秦律所见耐刑可作主刑辩

在秦律中,耐刑作为一种能够赎免的耻辱刑,不仅可以附加于各类劳役刑与迁刑,还可独立为主刑施用。在施用范围上,耐刑并不局限于社会环境,家庭内部的"私刑"亦可引起此刑的单独施用,这是它与其它刑罚有所不同的地方。在刑罚转化方面,某些情况下耐刑并非对某一类行为的固定刑,它可随行为过错性大小与行为人身份的不同而由它刑加重或从轻转化为本刑。     

商鞅法哲学研究

法家学派在时间上有前期、后期之分,在地域上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商鞅是前期法家名代表人物,其法学理论典型地体现于社会终极理想之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法治化社会,以法治国,在社会高度法治化基础之上,人类有望进入其理想化阶段——道德自律社会。法的力量由中心退居边缘,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道德价值体系成为人类社会最高原则。从“法治”到“德治”,这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     

胡家草场汉简与尹湾汉简数术文献中的“刑德行时”

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出土竹简《五行日书》按端、令、罚、刑、德五时占测为事、初病、生子诸事项的吉凶。这篇文献与尹湾汉墓出土的《刑德行时》大体属于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两相比照,有助于加深对其文本源流、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阴阳刑德与秦汉秩序认知的形成

秦依照阴阳刑德学理确立了"尚水重刑"的治国思路,形成了严苛的秦政。西汉融合了儒家之教化刑德论、法家之赏罚刑德伦和阴阳刑德论,以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新的刑德论。刑德作为阐释政治秩序运行的学说,成为秦汉时期解释天人运行秩序的视角,奠定了中国术数的学理基础。     

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织绣品蓝色染料分析

采用光学显微观察、激光拉曼、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以及高效液相色谱对河北隆化鸽子洞蓝棉袄蓝色、浅蓝色纤维以及百衲枕顶蓝色纤维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多种分析手段相互佐证表明,该组样品采用蓝草中的靛蓝染色,色素成分有靛蓝素和靛玉红.各样品中色素成分比例均不相同,推测至少在元代,人类已经能够有意识地调整制靛工艺,染出自己需要的色光.同时靛蓝染料耐光性耐热性差,对酸、碱和氧化均敏感,耐盐性及耐细菌性较弱.在以靛蓝染色的织物清洗中,要选择性地使用洗涤剂,进行点滴试验后才可使用,同时在存放过程中要做到避光、避免高温.     

古代的剐刑

剐刑,是我国封建时代一种最惨无人道、最野蛮的刑法。 剐刑,又称凌迟、脔割、寸磔。就是用刀把人肉一块一块从骨头上割光。 剐刑成为死刑始于五代。“五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法外特置剐刑一条”,但这时剐刑还不是正式的刑律。把剐刑定为正式刑法,始于辽代。     

张友骅 请不要太苛责台湾

12月12日,台湾特侦组宣布查办陈水局及其家族所涉及四大要案——"国务机要费"、洗钱、龙潭购地、南港展览馆——侦结,并对陈水扁等14人提起公诉起诉书未对陈水扁家人提出具体刑求,但请求法院对陈水扁"依最严厉之刑量刑’、并认为吴淑珍恶行重大,要求"从重量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朱元璋的重典之治与预防犯罪之策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政绩卓著的封建皇帝,他曾亲自经历过元朝的暴政,深感“元政渎扰”,“旧政不便”,“元制不足法”。因此,他在执政后,十分注意强化封建法制,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朱元璋强化封建法制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以猛治国”,即“重典”治国。他认为,必须用“重典”,才能使“事权归于朝廷”,以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这是制定明律的指导思想。第二,重视犯罪的预防。朱元璋在“张刑制以齐之”的同时,始终贯串着“警省”臣民的预防犯罪的思想。     

识人之术在正心

春秋时期,卫灵公一度宠爱弥子瑕。有天夜晚,弥子瑕因母亲病重,竟伪称君王许可,乘坐灵公私人车马回家探母。按法令,私乘君王座车者须处刖刑,可灵公知晓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