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耆英的外交活动及其思想

耆英被人们认定为投降派,所办外交被称为投降外交。其实,耆英在海关税则、禁烟、收回舟山诸问题的交涉中,都为中国之利权殚心竭虑。仅粤海关税收的实际增幅就达50%左右。耆英主持外交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至于所失之主权,乃源于时代之局限。耆英“诚信守约”的根本目的是限制列强,维护中国权益。“一视同仁”主张的实质是平等开放,“与外人平等交往”是当时乃至之后的十余年间最为开明和进步的外交思想。     

修建九龙城寨与加强广东海防的关系

１８４６年,广东官民捐款修建九龙城寨,代表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决心;城寨捐款余额为加强粤海整个防御体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这是鸦片战争后,广东省面对英人割占香港岛的新格局,加强南海边防的一次最富有成效的努力     

中法《黄埔条约》交涉——以拉萼尼与耆英之间的来往照会函件为中心

有关中法签订《黄埔条约》的研究中 ,拉萼尼与耆英之间的来往照会函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这些函件不仅反映出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种种交锋和斗争 ,也反映出中法官员彼此心态的变化 ,有关细节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黄埔条约》及相关问题不无价值。     

签约大臣耆英之死

耆英（1790-1858）,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介春,在嘉庆、道光两朝,官运亨通。历任太仆寺少卿、内阁学士、护军统领、户部尚书、吏部尚书。鸦片战争爆发后,耆英调署杭州将军,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与伊里布同赴浙江与英军议和。1842年,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签约大臣耆英之死

耆英（1790-1858）,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介春,在嘉庆、道光两朝,官运亨通。历任太仆寺少卿、内阁学士、护军统领、户部尚书、吏部尚书。鸦片战争爆发后,耆英调署杭州将军,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与伊里布同赴浙江与英军议和。1842年,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

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部屈辱的历史,而耆英是1842年至1848年清政府外交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耆英外交活动的研究开始起步。学术界对耆英的评价分为三类,即完全批评、完全肯定以及部分批评部分肯定。争论主要围绕耆英禁烟态度、耆英与基督教弛禁、耆英处理中英冲突问题、耆英与"协定关税"条款的签订、耆英外交理论是否正确等方面展开。历史有其客观性,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人物研究应本着客观全面的态度,要论从史出。     

读碑说史三则

耆英与“介然独立”崖刻 在桂林独秀峰东面的崖壁上,有一幅巨形的摩崖石刻。全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