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甫陈生平考述——兼论"E考据"在家族史研究中的运用

徐甫陈(1865—1917),又名辅臣,字襄甫、襄辅,安徽怀宁人,是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外祖父.他一生先后在周馥、锡良、赵尔巽、赵尔丰、倪嗣冲等属下任职,历经河工、机器制造、钱粮转运、统兵、铸币、厘金等多项职务.1911年保路运动中,他率领所属的江安巡防营在泸州起义,与刘铭传之孙刘朝望建立川南军政府.通过家族口述与"E考据"、馆藏文献等多重手段结合考证,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徐甫陈的一生.家族记忆能够为文献考证提供人物生平、履历、官职等重要线索,而历史文献则可弥补家族记忆之不足,纠正家族记忆中的偏差.中国人重视家族观念,家族史也是大历史的折射."E考据"则为史学参与现实社会生活,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路径.     

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

<正>过去30年,注定会被未来的史学史所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的,不仅仅是思想解放带来的学术繁荣,还包括电脑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所引发的研究手段的更新。30年间,古代历史典籍的载体大多已经由纸质书本转换为电脑可识别的文字符号,新一代学者对电脑写作和网络查询早已驾轻就熟,数字化检索已成为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史家对于史料的获取方式经历了亘古未有的革命。数字媒介的引入,促成了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的改变,也使知识发现途径与处理手段都发生了变革。甚至有学者十分乐观地断言"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黄一农:《两头蛇——     

乾嘉年间的鬼狐怪谈

乾嘉时期是我国著名的朴学考证时期。以语言文字训诂考证进行经史研究,故被五四运动后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人视为科学方法及理性精神之先驱。本文则从当时人喜说鬼狐仙怪事迹的现象,做不一样的考察,发现另一副面貌的乾嘉时期。由乾嘉时期士大夫喜说鬼狐仙怪故事,可以发现当时并不具备现代意义的科学理性观。理性与信仰并存,或交互为用,纔是普遍的现象。而且精英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这些鬼狐故事时所显示的伦理观,非特与庶民无异,抑且为世俗命定果报信仰之热心传播者。在宋明理学已渐丧失其伦理规范意义,经史考证又只是知识技艺的时代,信奉此种通俗儒道佛理,并以之教化民众,便成为士大夫自觉可以努力之工作。其宣化之方式,主要是文学作品,例如小说或戏曲、宝卷、歌谣等,为道光、咸丰、同治以后大规模出现的民间“善堂”奠了基。突破了经学视域,转由文学去看,纔能观察到这许多有趣的现象与值得思考的问题。     

“绛守居园池”的考据方法与研究历程

<正>中华之园,始自殷、周之"囿"。三千年间文献所记,知名后世者已难遍举。有遗址幸存及几经改建规模仍存者,屈指可数,园林的考古发掘更属罕见。据报导1991年在配合洛阳市基建施工中发现一处衙署庭园遗址,发掘结束推论之也仅能略知其宋代庭园之大概。汪菊渊先生在《中国古代园林史》前言中写道:"唐朝的园林,其遗址以至全部保存下来的,目前所知只有‘绛守居园池’(在今山西省新绛县)和四川省新繁东湖。其次,有关古代园林的文字史料非常零散,搜集起来有很大困难。宋以前的,只能从一般史籍中、类     

《楚辞集解》训诂考据的成就

明人汪瑗撰《楚辞集解》,在屈辞训诂、考据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著成就。他在训诂字词、考辨名物时,既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并予以新的阐发,又不囿成见冲决旧说提出新论,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他还否定了“《九章》俱作于放逐江南时”的旧说,并对《九章》各篇的具体创作背景、写作时代诸问题进行详细考辨,发明新意,推动《九章》研究的纵深发展。     

《水经注》戴校献疑

在《水经注》的诸多版本中,武英殿聚珍本(简称“殿本”)是最为流行的,这绝不仅仅因为它在有清一代是“钦定”的官本,而是因为它“是一种可以代表明清郦学考据学派全部成就的优秀版本”。但是从殿本间世后不久至今,校订戴震,却屡遭责难,称其书有抄袭赵-清《水经注释》之嫌,当然,     

王国维与陈寅恪考据史观之比较

作为近代的两位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家,王国维与陈寅恪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学习和研究的地方。本文探讨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考据上的观点和贡献,旨在加深对两位大师治史观之认识。     

浅论实证主义特征

19世纪后期,形而上学哲学的困境日渐明显,在黑格尔之后,西方思想界掀起了一种反形而上学的思潮。其中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影响最为广泛、深远。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历史不应该是浪漫地臆测与虚构,史学家首先应确立事实,然后在事实的基础上发现规律。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历史过程的性质与自然的过程一样,自然科学方法也可以应用于解释历史。学者通过考据法确立所谓事实,探究历史规律。     

试论清代学者《禹贡》研究之总成绩

清代学者对《尚书·禹贡》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形成了八十多种著述的规模。按照其著述类型,大致可分为五类,注疏型、集解型、辑注型、专论型、泛说型。其大要探讨内容为厘定经文文本、辨析地理方位、深考释诂音训、研讨经文大义,主要研究方法有排比文献、援经证经、考辨同名异地、详析矛盾抵牾,辅以实地目验考察、参考域外纪行,辗转考辨,反复讨论,从而将《禹贡》研究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西学对科举的冲激与回响——以李之藻主持福建乡试为例

明末利玛窦入华,学习儒学经典与注意科举考试,其引入西方自然知识对科举是否产生冲激,值得研究。利玛窦在世界地图中加入宇宙论、天文学、历法等自然知识,具有考据中国传统自然知识的蕴义,吸引李之藻求教并刊刻《坤舆万国全图》。之后,李之藻于万历三十一年福建乡试出一道"天文"试题。其中虽无一字提到西学,却吸引士人在揭榜后求教,激起郑怀魁兴趣,反映他从利玛窦那里学到了什么。三十三年京察,郑怀魁迁知处州,李之藻降职待补,有更充裕时间完成《浑盖通宪图说》,三十五年请郑怀魁帮忙出版。这段曲折的历史是西学与科举试题的首例,成为17世纪自然知识考据的一个案例,亦为中国士人间传播西学最早的案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