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鲸与黄檗画像——中日绘画交流之一端

本文通过对明末清初时期曾鲸及其弟子作品的考证,阐述了曾鲸所创立的新风格肖像画及其影响。同时论证了曾鲸的“波臣派”画风于17世纪通过黄檗僧人传入日本,从而在日本形成所谓“黄檗画像”。日中绘画之交流从中亦可窥一斑。     

浅议功能派目的论在散文翻译中的应用——以《暮然回首》为例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面向译语文化的翻译研究趋向．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概述功能翻译理论在西方翻译界兴起。功能派翻译理论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提出了目的性原则。要求翻译活动必须依据翻译目的，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本文将对目的论的产生与发展，翻译原则，目的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进行概括总结。     

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桐城派与清代歙县岩镇金氏家族关系考论

乾嘉时期快速兴盛的歙县岩镇金氏家族与桐城派代表人物及传承者刘大櫆、吴定、王灼、张惠言、恽敬等关系密切.金氏家族特别推重刘大櫆的古文,器重桐城古文的传承者,并以新兴大族的实力吸附着文人学士讲学习文,俨然成为早期桐城派古文传播的中心;桐城派作家应金氏家族请求而写的传状类文章以及与金氏家族相关的诗文成为记录其家族发展、展示其精神风貌的重要资料.金氏家族及其历史因桐城古文的书写而穿越地域时空至于不朽,桐城古文因金氏家族这个徽州文化交流中心的推崇得以广泛传播.探讨桐城派与歙县金氏家族的关系,对于研究桐城派的传播和徽商家族文化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徐甫陈生平考述——兼论"E考据"在家族史研究中的运用

徐甫陈(1865—1917),又名辅臣,字襄甫、襄辅,安徽怀宁人,是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外祖父.他一生先后在周馥、锡良、赵尔巽、赵尔丰、倪嗣冲等属下任职,历经河工、机器制造、钱粮转运、统兵、铸币、厘金等多项职务.1911年保路运动中,他率领所属的江安巡防营在泸州起义,与刘铭传之孙刘朝望建立川南军政府.通过家族口述与"E考据"、馆藏文献等多重手段结合考证,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徐甫陈的一生.家族记忆能够为文献考证提供人物生平、履历、官职等重要线索,而历史文献则可弥补家族记忆之不足,纠正家族记忆中的偏差.中国人重视家族观念,家族史也是大历史的折射."E考据"则为史学参与现实社会生活,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路径.     

史家三巨擘 同门而异彩——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的交往及学术人生论析

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是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的著名史学家,都曾师从黄侃,得到黄侃的赞赏。但他们从北大毕业后,与黄侃关系亲疏不一。金毓黻与黄侃关系最笃,范文澜次之,傅斯年最淡。傅斯年、范文澜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翼,且在各自的学术机关居于领导地位。金毓黻与他们二人均有交往,对其学术亦有自己的评论,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依违于二人之间。但国学功底深厚,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了早年共同的师承对其学术的深层影响。     

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

<正>过去30年,注定会被未来的史学史所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的,不仅仅是思想解放带来的学术繁荣,还包括电脑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所引发的研究手段的更新。30年间,古代历史典籍的载体大多已经由纸质书本转换为电脑可识别的文字符号,新一代学者对电脑写作和网络查询早已驾轻就熟,数字化检索已成为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史家对于史料的获取方式经历了亘古未有的革命。数字媒介的引入,促成了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的改变,也使知识发现途径与处理手段都发生了变革。甚至有学者十分乐观地断言"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黄一农:《两头蛇——     

个性特出和文章气骨——从《四库全书总目》看元代庐陵文派

《四库全书总目》对宋末元初庐陵五位文人,刘辰翁、赵文、刘将孙、刘岳申、刘诜分别有所评价,且基本上都是从人品性格论其文学.这些文人的个性化人格精神使其文学具有某种个性色彩,不同流俗,而在元初文坛有所树立.《总目》反映出这批文人的思想和文学共性,以及其流派基础.其中整体肯定,而又亦褒亦贬的态度,又反映了四库学者的正统文学观.在清代四库馆臣的正统观照下,元初庐陵文学亦具有较大成就和价值,更可见此派的成立和影响之大.     

裴铁侠虎啸琴探源

裴铁侠(1884~1950),四川成都人,民国时期重要的川派代表琴人,先后成立了"律和琴社""岷明琴社",并有琴学论著《沙堰琴编》《琴余》等传世。裴铁侠酷爱古琴收藏,稍有积蓄便四处寻访,倾其所有购买名琴(1)。所藏唐宋元明清等历代古琴,约30余张(2)。大小雷琴最为珍爱,曾仿制大雷琴,其琴室即为"双雷琴斋"(简称"双雷斋")。     

乾嘉年间的鬼狐怪谈

乾嘉时期是我国著名的朴学考证时期。以语言文字训诂考证进行经史研究,故被五四运动后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人视为科学方法及理性精神之先驱。本文则从当时人喜说鬼狐仙怪事迹的现象,做不一样的考察,发现另一副面貌的乾嘉时期。由乾嘉时期士大夫喜说鬼狐仙怪故事,可以发现当时并不具备现代意义的科学理性观。理性与信仰并存,或交互为用,纔是普遍的现象。而且精英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这些鬼狐故事时所显示的伦理观,非特与庶民无异,抑且为世俗命定果报信仰之热心传播者。在宋明理学已渐丧失其伦理规范意义,经史考证又只是知识技艺的时代,信奉此种通俗儒道佛理,并以之教化民众,便成为士大夫自觉可以努力之工作。其宣化之方式,主要是文学作品,例如小说或戏曲、宝卷、歌谣等,为道光、咸丰、同治以后大规模出现的民间“善堂”奠了基。突破了经学视域,转由文学去看,纔能观察到这许多有趣的现象与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