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是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学习是生命的源泉、学习是前进的基础、学习是时代的呼唤、学习是我党的传统、学习是创新的动力。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部署,并强调学习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省级志书编纂琐谈

二轮修志至今,全国方志界对市县志的编纂方式、质量研讨和培训始终未曾间断过,而对省志的编纂进度和质量的关注,对其内涵的深度以及形式规范等方方面面的探究却不多。     

省外动态

1月4日中国国家图书馆方志馆正式挂牌。在方志馆临琼楼一层,还将新开设地方文献第一阅览室和地方文献第二阅览室,专门为读者提供地方文献资料服务。(《楚雄今古》2009年第1期)     

基于学习型组织的九洞天发展研究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只有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努力、不断创新才能在这个时代谋求发展。溶洞旅游景区也面临着人才的竞争。本文以“喀斯特地质博物馆”——九洞天景区为例,归纳分析其历史遗留、景区现状、生态环境、人力资源四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通过建立VR深度学习-AR增强实践的学习型组织提升景区管理水平,加强生态保护理念,最终以景区淡旺季考评机制检验该学习型组织的构建对员工的学习和实践作用。     

《人民手册》:新中国史史料编纂的早期代表刍议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新中国史史料编纂与新中国历史同步展开。1950—1965年间出版的《人民手册》以其丰富、全面的资料成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的早期代表。《人民手册》的出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编者个人志趣与工作经历、报社责任与时代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按年度出版的《人民手册》收录了各年度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法律政策文件、党派团体情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成就与统计资料,既是一套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参考工具书,又是一套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集,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广西玉林市博物馆馆藏七件铜鼓的初步分析研究

迄今已有2 700多年历史的铜鼓,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节日、喜庆、兵事、婚丧、祭祀、礼乐等场合使用的一种重器。为了对锈蚀状况做出科学的现状评估,为器物保护修复技术路线的制定和修复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指导,对玉林市博物馆馆藏7件铜鼓综合运用了体视显微镜、金相显微镜、激光显微拉曼光谱仪(RS)和环境扫描电镜及能谱仪(ESEM-EDAX)等仪器进行了金相组织和合金成分分析以及锈蚀产物的分析。分析结果显示:7件器物皆为泥范铸造成型,未见热、冷加工处理现象。7件铜鼓皆为铅锡青铜合金,总体呈低锡高铅的特点。组织形态呈典型α固溶体树枝晶偏析,锡含量处于6.0%～12.2%,分布较为集中,处于中等含量水平(5%≤Sn15%);铅含量处于14.4%～28.2%,铅含量普遍较高且分布较为集中,处于中高铅(10%≤Pb15%)和高铅含量(Pb≥15%)水平,合金中高铅含量配比应为工匠有意合金配比选择;铜鼓的腐蚀类型为α固溶体富铜相优先腐蚀,保存环境主要是富氧、少氯,铜鼓表面锈蚀产物主要为绿色孔雀石和蓝色蓝铜矿以及氧化物,有少量白色白铅矿。在保护修复工作中对于这些无害锈可保留,不予处理,并注重防氧。对于铜鼓表面夹杂泥土,需进行清洗去除。研究结果可为器物保护修复技术路线的制定和修复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指导。     

中国共产党地下机关设置的调适（1927—1937）

机关是政党维系组织运作的枢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借鉴之前公开机关的组织经验,扩大机关规模,使地下机关负责群众工作,并通过租赁房屋来设置地下机关,结果面临严重风险、成本压力和党内舆论压力。1930年,中共尝试推行机关群众化,以在业党员取代机关专职党员,以党员、群众的家庭及公共场所代替租赁房屋的方式缓解地下机关设置的困境。但在“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影响下,群众工作被局限于地下革命群众团体中,机关群众化的尝试收效甚微。1935年后,中共逐渐改变地下机关设置方式,明确提出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互分离,精简机关规模,实现了地下组织的成功转型。     

中国近代政党创建及孙中山政党思想起源探析

中国近代政党开启于孙中山及其时代,其萌生和创建与孙中山政党思想的起源历史地形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组织近代化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近代社会变革中,中国社会政治组织的构建顺乎政治民主化趋势,初具近代形态,民主革命者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为表达其利益,在无议会可循的情况下开始组织创新;与之相应,政党首创于欧美诸国,西方政党观念输入中国并传播开来,为中国近代政党的创建提供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和知识准备,以及由维新立宪者与民主革命者共享的政党思想资料,但民主革命者不仅有条件而且事实上先于维新立宪者在中国首先建党;在政党作业中,中国近代政党一方面从区域性、松散性团体逐步统一为全国性、紧密性的新兴政治参与主体,另一方面,革命政党、立宪政党相继创设,进而中国近代政党创建的基本格局初步呈现出来;从学科建设言之,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历史实际为政党政治学提供了除西方政党政治类型之外的另一种分析实证     

压垮红会的不是郭美美

"红十字"之所以"红",是因为公开透明"黑十字"之所以"黑",是因为暗箱操作打王永的电话,80%的时间都处于占线状态。自今年4月下旬,他提出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以来,就不断被采访、被质疑,被"推上风口浪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王永的声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