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蒋臣建议行钞始末

明代原来流通纸币大明宝钞,发行后很快就贬值。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纸币的流通范围越来越狭小,至明末只是象征性地存在。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曾奏请行钞,崇祯八年（1635）给事中何楷再次提出,都未被采纳。到崇祯末年,又有蒋臣以此为敲门砖,因而演出了一场闹剧。     

明中后期政局的边际效用——以六科给事中为切入点

明代六科制度赋予了给事中很多权力,六科给事中位卑权尊,进入明代中后期以后,六科给事中选拔、升迁、行政效能、品德操守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皇权(固定要素)对六科给事中的猜忌压制,内阁(固定要素)与六科给事中的反复较量,六科给事中(可变量因素)势力开始膨胀,成为明末各党派首领,导致明中后期政局的边际效用逐步递减,运转失灵。     

开元通宝异书钱

《旧唐书·食货志上》载：“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这是中国钱币史上第一次由名家制词并书写钱文的明确记载。[第一段]     

论唐代的封驳制度

唐代以封还皇帝诏命为对象的封驳制度渊源于两汉,酝酿于初唐,形成于唐代中后期,主要由门下省官员给事中职掌。封驳的目的在于追救缺失,防患于未然,而封还诏敕并加以驳正则是其最主要的方式。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社会,封驳制度在加强权力监督、抑制皇权膨胀等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种作用也不宜高估,唐代中后期三省制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封驳作用的发挥,而当政者能否接受逆耳之言、给事中能否履行职责也同样决定着封驳作用的发挥。     

西汉中常侍新考

加官,是附在本官之上的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官号。它本身虽无固定的秩级,但官吏一旦冠有加官名号,或出入禁闱、伴侍君侧、顾问应对,或典掌机要、参决政事,其身份和地位较没有加官名号者有很大不同。西汉加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的说法,有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给事中(《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9页)。对这些加官,数十年来已有前贤时彦做过研究,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极大地深化了对西汉职官     

＂闽人不谙海道＂之说辨析

中琉友好交往五百余年,每逢琉球“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均应其所请,派出使团远渡重洋,予以册封。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吏科左给事中陈侃和行人司行人高澄被分别任命为册封正、副使,出使琉球。归来后,陈侃于福建长春堂写成《使琉球录》。     

明代潘荣出使琉球述略

潘荣,字尊用,号晦庵,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出生于福建龙溪县潘社（今属龙海市颜厝镇官田村）,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29岁中进士,历任吏科给事中、左给事中、户部右侍郎,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天顺年间潘荣以钦命正使身份出使琉球。     

宋朝“敕命”的书行和书读

北宋前期的知制诰和以后的中书舍人及翰林学士负责撰写敕命或制敕包括诰词的初稿,称为“书行”,又称“书名行下”、“签书行下”、“行词”、“行”、“命词”、“演词”、“撰述”、“草”等。知制诰和中书舍人及翰林学士一般应在本人撰写的敕命或制敕包括诰命初稿后面署上自己的名或姓名,偶尔还在其后写“行”字。给事中负责复看或复审这些初稿,也在其后署上自己的名或姓名,初步断定在最后面并不签书一个“读”字。有时由於皇帝或权相的干预,出现过命令给事中或起居舍人、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书行”,或者命令中书舍人或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书读”等反常情况,而一些中书舍人、给事中、起居舍人等也往往严词拒绝。     

浅析唐代君主政治生态环境与制度文明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隋唐时期,开始步入一个空前完善的历史时期。尤其在制度与文化方面呈现出一派盛唐气象。这个时期的君主政治表现出许多为后代所仰慕、具有典范意义的君臣模式与制度文明,不仅对中国历史也对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唐代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历史地位,是与唐初以来的政治生态环境及其完善的制度结构与功能密不可分的。     

韩一良想反贪

韩一良是崇祯政府班子财政部督查团成员（户科给事中）,官不大,但直接受皇帝领导,有事没事就要向皇帝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崇祯虽然从老哥朱由校那里接过来的是个烂摊子,但他还是想有所建树的。所以,一上台,崇祯就从惩治官员的腐败入手。韩一良瞅准了这个机会,决定好好地在新主子面前邀一把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