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宋应昌《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研究

《全海图注》是明代海防史上一部重要的海防地图,图中所隐含的许多资料信息,为现今传世文献不载。其中的"广东沿海图"记录了明代中叶从正德末到万历初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几件海上事件及学术疑案,如葡萄牙人来华贸易的"番船澳"和"番货澳",中葡"西草湾"之战的地望问题,"濠镜澳"之名出现的最早时间,澳门开埠后最早华人村落的建立,明代广东海盗的盛行及其治理等问题。通过对此图的研究,将上述重要事件和史实挖掘出来,将为我们对于明代中叶广东海上中西交往及沿海海防增加新的认识,对于早期中葡关系史及明代海防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北大本《古文观止译注》通假字注释指误

北大阴法鲁先生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虽经修订，但在通假字注释方面，仍存在着以本字为通假字，以假借字为本字，以同义词为本字而误注诸情况，本文对其予以分别辨析指正。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以《贤劫经》的译传为背景

近年来,随着一些犍陀罗语、梵语《贤劫经》残片的发现及学者们的研究,已大致梳理出《贤劫经》发展与译传历程。与文本的译传相对应,与贤劫信仰相关的千佛图像也在丝绸之路沿线佛教遗迹中大量出现。文章以犍陀罗、于阗和河西地区为节点,围绕《贤劫经》的产生与译传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千佛图像进行梳理与探讨,勾勒出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流传的时间线索与传播路线,并认为千佛图像是在文本译传之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域流行的佛教建筑结构与宗教实践,在图像组合与布局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贤劫经》的译传与千佛图像流行对大乘佛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书勘误及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当代《左传》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学者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引文亦存在不少疏误,而其中尤以引书之误为多。文章通过对“杨注”引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引书之误有76例,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类:书名误;作者误;引书简称误;混淆同作者著作误;因简称相同而混淆作者之误;其他等。对“杨注”疏误之处进行勘误及考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杨注”的价值。     

订阅三十余年，因有“经”可取

《名人传记》的各位编辑： 你们好!我是一名八十三岁的退休干部,与《名人传记》结缘已经三十三年了。     

那一刻,我后悔了

正每当经过绿油油的草丛边,看到一群蚂蚁在成群结队的搬粮食,便想起那个令我悔恨的下午。为了一群蚂蚁我坐立不安了好几天,这到底为什么呢?让我来讲给大家听吧。一天放学,我独自走在回家的小路上,经过一片草丛,看到一群蚂蚁在忙碌地准备着过冬的粮食。我出于好奇便观看起来,过了几分钟一时觉得手痒痒,便拿来一根树枝阻挡蚂蚁们的路,而机灵的"领头蚂蚁"好像发了指令一样,一起往后走,只见它们四个蚂蚁才背一个玉米粒。由于蚂蚁较多,所以容易分散,我拿来一块石头砸向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军军长唐淮源

唐淮源(1886-1941),字佛川,云南省江川县翠峰乡麻栗园村人。抗战期间,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军中将军长,率部驻守山西省中条山达3年之久。1941年5月中条山会战中,因陷敌重围,弹尽援绝,誓与阵地共存亡,于樊泉沟尖山之巅,举枪自戕,以身殉国。后被追晋为陆军上将。     

毛晓峰的政商迷局

他被指通过民生银行攀附权贵,疑涉令计划腐败案“在武汉中学6年的学习生活中,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循循善诱和辛勤培养,让我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不断进步、全面发展!特别是母校要学生承担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责任,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人格教育’入手,既重视各科学习成绩的提升,也重视学生道德品质教育和良好习惯的培养,更是让我受益终身!在此,我谨代表校友向培养教育我们     

三部宋刻《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版本考论

现存宋刻《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共有三部,但各馆藏地仅各自著录所藏宋本的版本情况,彼此之间对这三部宋刻并没有进行比较。本文通过依据这三部宋刻所编写的古籍版本图录及相关的书目题跋记载,通过分析,得出上海图书馆藏本和原藏北平国图书馆藏本为同一版本,印刷时间不同;曾经傅增湘、沈仲涛收藏的另一部宋本则刊刻在后,不是"监本之第一刻"。另外,《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刊刻时间也并非在嘉定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