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台湾绅商在救灾中的作用

台湾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有清一代,关于灾情的记录不绝于书,尤以台风、地震、水灾和旱灾对台湾的威胁较大。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给台湾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灾荒发生后,台湾绅商即参与核实灾情,申报赈济,捐谷救灾,它对于缓和社会矛盾、预防社会动乱起到了重要作用。     

绅商与广西游民的救助--以清末至民国时期为背景

清末至民国时期,广西的游民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单纯的政府救助不能满足游民对救助的需求,必须倚重民间救助。绅商作为两者的重要代表,在对游民的救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了大量的安抚救济工作并解决了部分游民的再就业问题,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     

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清末广东文献中“绅”、“商”以及“绅商”身份认同存在各种情况。商人捐纳虚衔 ,其士绅的身份并非随时会被认同。某个具体的“绅商”主要被认同为“绅”或“商”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清末广东“绅”与“商”对流、联合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形成了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亦绅亦商群体。但“绅”、“商”毕竟没有合流 ,保持界限、经常竞争是“绅”与“商”关系的主要方面 ,“绅”、“商”关系变化总的趋势是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

16世纪后,贾而好儒的徽商不再是简单模仿士子的风度,而是以商业为功名进行价值观的整合,认为“学者以治生为本”,从而实现与士绅的合流。徽商具备了士绅的使命感、道德关怀和儒雅风度。他们在争“功名”时,与白头进考场的书生一样,往往有百折不回、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徽商价值观的整合虽然增强了商人的自信心,并给传统社会的四民等级带来一定的冲击,然而士商合流所造成的绅商风度却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商人的独立性。处处以绅士风度自律的商人与传统政治势力更为紧密地粘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成长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三等级,从而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清末南浔绅商群体崛起的历史再现

南浔自古就是江南区域著名的水乡古镇,从南宋时期建镇,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追溯清末民初时期,南浔出产的生丝、丝经曾经闻名海内外,由此也催生出了一个为数众多的业丝群体。关于近代南浔丝业和丝商,陈学文、樊树志、陈永昊、郎友兴等学者曾作过相应的论述,然而从绅商的视角     

“绅商”词义考析

从 1 9世纪中叶起 ,“绅商”一词已经流行于各种公私文献。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分指绅与商的例证较多 ,而单指性的例证较少且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疑问。所以 ,“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 ,并未融合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在考析历史文献时 ,应注意“绅”与其他阶层 (官、商、学、军等 )组合时的不同语境 ;对“绅”分行业分地区的比较研究也应引起更多重视。     

清末文献中的广西“绅商”

史学界在研究近代绅商的过程中对“绅商”一词的单指性和分指性产生了不同看法。本文在对研究广西地方绅商时所接触到的一些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绅商”一词的内涵是单指性的,绅与商合流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试析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来沪绅商社会观念的嬗变

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蜂拥来沪的移民潮中,士绅文人、坐商行贾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寓居沪上期间,受日渐繁荣的近代城市商业氛围的影响和租界内西方文化的熏染,其传统的社会观念在悄然变动。首先,重利轻义思想开始慢慢取代迂腐的重义轻利价值观而日益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其次,随着来沪后封建宗法观念的淡化,这一群体的消费、伦理观念为之一变;再者,受租界文明的刺激和启示,部分绅商面对西方制度、精神层面的文化,开始表现为一种渐呈开放的心态。     

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

19世纪中期后,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加紧推行殖民扩张。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压力下,为维护皇朝尊严,解决统治危机问题,中国的洋务派发动了一场民族自强运动,由此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亦随之渐兴。     

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

义和团运动后期 ,以一批江南绅商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在中外战争状态尚未结束的时候 ,便自行动员大量社会资源 ,深入华北地区来救助因兵灾而流落当地的江南人士。这种跨地域救济兵灾难民的活动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它的发生一方面以江南地区的慈善传统和义赈实践为基础 ,另一方面又借用了西方式公益事业即红十字会的救济模式。正是这种中国地方传统与西方影响的结合 ,展示了中国近代公益事业产生的一个独特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