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燕国铜敦、豆之年代辨微

对于随葬燕式铜敦、豆的墓葬年代到现在没有一致的看法。本文通过对东周燕式铜敦、豆表面纹饰的分析,发现了其表面纹饰具有一定的演变规律,而且其纹饰的主题不仅融合了周边地区的因素,也表现出燕国独有的特点,纹饰中最早的型式具有春秋晚期中原地区所流行纹饰的特点,但共出遗物的年代却属于战国时期。这为我们重新界定东周时期部分燕国墓葬的年代提供了相对年代标准。     

从查海遗址蟾蜍纹谈其寓意的流传

查海遗址出土一件带有动物纹饰的陶罐,一面为蟾蜍纹,一面为蛇衔蟾蜍纹,这是在目前已知出土文物中出现动物纹饰时间最早的,不仅如此,从发现这种纹饰开始,它一直延用至今,并被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喜爱。结合已经发表的有关蟾蜍纹饰的发掘报告及相关资料,对我国蟾蜍纹的寓意流传进行梳理探究。     

南越国“熊”纹饰的寓意

当考古工作者打开南越王墓的西耳室时,许多的车马器具散落在地面,犹如钮扣大的马饰达数十件,节约表面铸造的熊纹饰非常醒目,可爱的熊首图案颇具动感活力(图一)[1]。时隔数年,在相距不远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也发现了熊图案,在宫池堆积层有一块长条形空心砖踏跺侧面模印出这种立体感很强的熊纹造型(图二)[2]。在汉代礼仪用器、画像石     

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2出土五凤元年铜带钩初探

河北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2出土一件纪年为五凤元年的铭文铜带钩,殊为珍贵。文章将该铜带钩的制作年代判定为西汉宣帝（前57）时期,使用年代判定为西汉宣帝至东汉明帝时期;随后对铜带钩的铭文进行补释,并在此基础上对铭文中的“辟邪”“辟兵”“除殃”等思想观念进行深入解读;最后,通过对铜带钩羽人、兽面纹饰的解读,对铜带钩性质做进一步判断,认为墓主人佩戴此带钩,具有强烈的长生不死、辟邪除殃的意愿。     

安徽宣城出土的青瓷堆塑罐及相关问题探究

文章介绍了宣城市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青瓷堆塑罐,初步分析它们所蕴含的内涵和意义,指出其对研究魏晋时期皖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发展以及民间风俗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大溪彩陶筒形器看史前长江中游先民的审美意识

自1959年中国考古队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乡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命名为“大溪文化”以来,当地陆续出土了大量纹饰繁丽、富有特色的彩陶。其中有一类被称为“彩陶筒形器”或“彩陶瓶”的器物,造型别致,与后世花觚相似,为大溪文化的典型器。这些彩陶筒形器大小、造型趋于一致,且纹饰多样,多为红底黑彩。它们的功能一直被广大学者所猜测,文章认为其具有实用功能,是一种酒器,也具有文化功能,为祭祀的礼器,是长江中游地区“觚”的前身。此类器物更是大溪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先民生活美学的集中体现。     

峡江地区汉晋南朝花纹砖上的车轮纹饰

文章对峡江地区汉晋南朝花纹砖上的车轮纹饰进行全面检讨。首先将车轮纹饰分为若干种类,其后以发掘报告为依据讨论各类车轮花纹砖的年代,最终归纳出峡江地区车轮纹饰的演变线索。文章以为,峡江地区的车轮花纹砖大约出现在新莽至东汉初期,东汉中晚期至东晋最为流行,南朝仍有发现。文章同时分析了各阶段车轮纹饰的时代特征,并且简要讨论了与车轮花纹砖相关的若干问题。     

殷周青铜器双身龙纹及相关问题

殷周青铜器上装饰的双身龙纹,是一种时代感很强的纹样。其主要特征是在一个龙头的两侧,各有一条弯曲的身躯,形成一首双身的怪兽形象。关于这种纹饰的名称,有“双尾龙纹”、“双体龙纹”、“单首双身龙纹”、“双身龙纹”等不同说法。这种纹饰在青铜器上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存在于方鼎、簋、尊、卣、方彝等少数器种的口沿与圈足部位;流行时间也比较短,主要在殷末至西周的早期。尽管被作为一种特殊型式的龙纹,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有所涉及,但尚未见有专题研究。为此,我们对殷周青铜器上的双身龙纹进行了初步的归纳整理,对双身龙纹的年代、在青铜器上出现的寓意以及与环带纹的关系等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同好。     

辽金铜镜纹饰初探

我国每个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有不同的特点,文化也是一个时期政治经济的集中反映,辽金时期的铜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了铜器的图案上,如铜镜,研究这些铜器的图案对于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崧泽文化纹饰对良渚文化的影响

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各自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纹饰系统。崧泽文化的纹饰以刻划在陶器上的编织纹为主,显示出一种自然朴实的"崧泽风格"。而良渚文化的刻纹玉器自始至终是以神人兽面纹为主题,力图表现某种抽象的思想和观念,表达的是非日常普通事物,兹名之为"良渚模式"。看似两个完全不同的纹饰系统,在经过分析和比对之后,显示有些纹饰或组成元素前后相承,在陶器、玉器上交替使用,甚至演变成为一种符号,其象征的内涵意义也随之转变,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