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大像山石窟的形制、题材与时代

位于四川省阆中市的大像山石窟,主要开凿于中晚唐和宋代,明清时期也有少量开凿。现有37龛,以方形龛、外方内圆拱形龛及圆拱形龛为主,方形龛最为多见。龛楣大多无装饰,雕刻简单。题材主要有弥勒佛、七佛、千佛、观音、天王、力士、经幢及舍利塔等。造像组合较少,以单身造像为多。阆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大像山石窟兼具广元、巴中两地石窟的特点,其丰富的内容为巴蜀佛教石窟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试析元代磁州窑绘画枕上的蒙元人物形象

磁州窑宋金元时期生产的陶瓷枕,在装饰上展现了丰富的技法和多样的题材,其上的图像形象记录了绘画、服饰、民风民俗、社会审美以及历史题材等纷繁内容,成为特殊的古代艺术与文化载体。对图像的不断解析,有助于准确解读其真实内涵、绘画意境与文化背景。笔者尝试对磁州窑陶瓷枕上反映的蒙元人物图像加以解析如下:     

东周燕国铜敦、豆之年代辨微

对于随葬燕式铜敦、豆的墓葬年代到现在没有一致的看法。本文通过对东周燕式铜敦、豆表面纹饰的分析,发现了其表面纹饰具有一定的演变规律,而且其纹饰的主题不仅融合了周边地区的因素,也表现出燕国独有的特点,纹饰中最早的型式具有春秋晚期中原地区所流行纹饰的特点,但共出遗物的年代却属于战国时期。这为我们重新界定东周时期部分燕国墓葬的年代提供了相对年代标准。     

从查海遗址蟾蜍纹谈其寓意的流传

查海遗址出土一件带有动物纹饰的陶罐,一面为蟾蜍纹,一面为蛇衔蟾蜍纹,这是在目前已知出土文物中出现动物纹饰时间最早的,不仅如此,从发现这种纹饰开始,它一直延用至今,并被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喜爱。结合已经发表的有关蟾蜍纹饰的发掘报告及相关资料,对我国蟾蜍纹的寓意流传进行梳理探究。     

杜甫以赋为诗表现论

杜甫对以赋为诗的运用,从题材上来说,主要表现为战争诗、纪行诗和咏物诗的大量创作;在体裁上表现为以长篇古诗和排律的创作;在技巧上则体现为辞藻的丰富与典故的铺陈。以赋为诗,使杜诗的表现领域得到了全面的拓展。     

河南北宋壁画墓的题材及艺术特色

北宋墓室壁画是宋代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题材有日常生活、孝行故事、超度升仙和装饰性画面等四类,布局、构图都遵循一定的程式,但构思巧妙、技法多变,体现了北宋绘画艺术的丰富多彩与繁荣昌盛。     

题材多样的小腰板——再论徽州木雕

徽州民居,白墙黛瓦,相互映衬,而作为房屋建筑中的门窗,其雕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它们汇聚在整体建筑构图中,显得分外协调,又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木雕题材体现在门窗的条环板上,俗称"小腰板",即便小户人家也有四门八窗十几扇、二十几扇、有的三进大户多达一百多扇门窗。每扇小腰板上都有一个故事。有歌颂国泰民安的太平有象、三羊开     

论长沙西汉墓出土的草叶纹铜镜

中国人使用铜镜有近四千年的历史,直到清代铜镜才逐渐被西方传入的玻璃镜所取代。中国早期的铜镜发现不多,到战国铜镜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青铜的合金成分已达到最佳配比,如当时的楚镜,     

汪承潮其人其画

贵州自明代立省以来,与外交流渐为畅达,有识之士接踵而至,络绎不绝。黔地雄浑苍茫,壮阔连绵的山川,使多少词客骚人为之诵吟篇章,又使多少丹青妙手为之泼墨挥毫。从传世之作,或文献载录中了解,有清一代,入黔画家黄向坚,邹一桂、洪亮吉,钱维城皆有以贵州山水为题材的画卷。黄向坚寻亲过黔而后作《寻亲图》册、《盘江图》轴等画图流传至今,并自到过西南诸地后,画作以此方题材为多。邹一桂宦黔六载,遍及贵州山山水水,自述：     

南越国“熊”纹饰的寓意

当考古工作者打开南越王墓的西耳室时,许多的车马器具散落在地面,犹如钮扣大的马饰达数十件,节约表面铸造的熊纹饰非常醒目,可爱的熊首图案颇具动感活力(图一)[1]。时隔数年,在相距不远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也发现了熊图案,在宫池堆积层有一块长条形空心砖踏跺侧面模印出这种立体感很强的熊纹造型(图二)[2]。在汉代礼仪用器、画像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