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创新格的治书信史——记饶宗颐《潮州志》的纂修与重刊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曾于1946～1949年担任潮州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潮州志》总纂,主持纂修《潮州志》的实际工作。当时,饶教授年甫而立,风华正茂,奋发有为,以超凡的魄力,发挥三长之才能,兴创新格,成为全国罕见的化盛事,在地方志史上树立起承先启后、典式垂范的丰碑。     

蒋氏宗谱纂修及其他

1948年纂修的《武岭蒋氏宗谱》,是蒋介石敦请吴稚晖为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实际总纂是沙孟海。谱主与事者均为一代名人,其谱为一代名谱。蒋氏先祖在常州府蒋氏始祖东汉亭侯宜兴蒋澄,传至晋时,始迁台州。五代时有蒋显者,任四明(宁波)盐官。其子蒋光,五代后梁时,从常州定居四明,遂为四明蒋氏第一世。第二世宗祥、宗霸。宗霸信佛,人称“摩诃太公”。其孙浚明居宁波采莲桥。元末,光十三世孙仁杰迁溪口。蒋介石为第二十八世孙。先祖蒋澄,祠墓在江苏省武宜溧三地交界处,距宜兴城西北20郾5公里,宜兴官林区杨巷镇都山乡(曾称亭乡)蒋家村。今武宜溧一…     

阮性传与《兴化县小通志》

方志可分为官修与私修两种．即以兴化方志而言,存官修县志5部：嘉靖三十八年（1559）知县胡顺华主修、陆西星纂修的《兴化县志》（《胡志》）;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欧阳东凤主修、陆西星纂修的《兴化县新志》（《欧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张可立重修、王岩纂修的《兴化县志》（《张志》）;咸丰三年（1853）知县梁园棣主修;刘熙载、陈广德纂修的《重修兴化县志》（《梁志》）;民国32年（1943）伪县长李恭简挂名主修、李详纂修的《续修兴化县志》（《李志》）。     

《清史·图录》编纂概述

<清史·图录>是<清史>纂修工程总主持人戴逸先生在此次<清史>修纂中的一个思路创新.2004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图录组成立后,随即展开全面的清史文物图像资料的调研、搜集、整理及<清史·图录>三级项目立项的各种准备工作.     

东光《马氏家乘》文物价值及史料价值述略

河北一些家族的族谱至今保存品相良好,内涵也很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与史料价值,东光《马氏家乘》便是其中的代表。除了在版本收藏上的价值,东光《马氏家乘》在内容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对于我们考察河北宗族组织的存在,意义颇大。     

《兴都志》与《承天大志》纂修考述

明代嘉靖时期纂修的《兴都志》和《承天大志》,皆是记载嘉靖帝龙飞之地——安陆地区社会文化生活的志书。《兴都志》由顾磷负责,因其体例不妥、记载不当而见废。《承天大志》先后由徐阶、袁炜、严讷、李春芳、张居正等任总裁官,迎合嘉靖帝的心意,纂成后得到大力褒扬。由于嘉靖帝的特殊身份,导致两志书的不同命运。而《承天大志》纂修过程中众阁老的参与,更是渗透着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     

民国时期云南怒江地区的三部方志

民国时期云南怒江地区的《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泸水志》、《征集菖蒲桶沿边志》,填补了该地区历史上方志编纂的空白。这三部方志有明显的爱国倾向,边疆民族特点突出,在体例方法上也卓有成就,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方志资料征编工作体会

我省第一届市、县志纂修工作已完成,续修工作的序幕即将拉开,修志界正在研究、总结第一届修志工作的经验教训,议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便是资料问题。有了真实准确和全面的地情资料,社会主义新方志才能很好地发挥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这本来是修志界的共识,但在修志实践中,对什么是确切可靠、系统全面的资料,怎样获得反映社会本来面目的真实资料,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做法也不尽相同,结果完成的志书在质量上也就有了差异。我作为一个从事方志事业十多年的基层方志工作人员,经过多年资料征访工作的实践,也有了自己的点滴心得体会,     

诫子书

清乾隆《镇安县志》系乾隆十八年镇安知县聂焘纂修。该志“艺文篇”中录有聂父继模(号乐山)给聂焘写的《诫子书》一文。1981年10月18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黎夫至镇安检查工作时,索阅县志,读了此文后,深有感触,写了《实心为民造福——读&;lt;镇安县志&;gt;随感》一文,发表于1982年6月6日《人民日报》;1997年8月21日,省委常委(现任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贾治邦视察省地方志办公室,谈到发掘旧志为今所用时,特举此文为例,提出：“我省镇安县清代乾隆年间修的一部县志,记载了当时县令聂焘远在湖南老家的70多岁的老父亲勉励儿子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一封信,言词中肯,感染力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读了使人颇受启发,值得借鉴。”自古为官者,民遮道、立祠祀祭者有之;民唾骂、遗臭万年者亦不绝于书,其轩轾亦全在是否“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于今时隔二百五十余春秋,聂父之《诫子书》犹有其现实意义。省文史馆馆员刘国光先生亦向本刊来函推介此文,在此并致谢意。现特录此文,以飨读者。     

黄佐《广东通志》讹误举例

广东旧无通志,正德、嘉靖初年,广东抚按曾会聘硕儒纂修,但也只是虚费钱粮,只字未遗,事皆中止。嘉靖十四年(1535),再议修志,但或行聘而辞疾不赴,或方纂而聚散不常,亦未成书。究其原因,一则因当事者苟延岁月,不负责任,二则因书籍散失残缺,资料缺乏。人皆畏为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