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往事·净水虚拟漫游展”叙事性研究

虚拟现实技术的日益发展使博物馆叙事展览的创作和叙事领域得到极大的延伸与拓展。“长春往事·净水虚拟漫游展”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依托,借用叙事学理论,采用双重线索叙事布局、时空叙事权重偏移、反复叙事强化体验、切换观众叙事身份等方式,具有鲜明的空间叙事倾向。未来虚拟现实技术赋能下的博物馆叙事展览,在素材选取上宜多元化,在虚拟手段的介入上需纵深化,在效果呈现上应精准化,从而为公众提供参与性和互动性强的参观体验。     

历史、本体与象征:"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策展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是全流域、全时空、全方位展示中国大运河的风采的专题博物馆,"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是最为重要的基本陈列之一.展览以宏观叙事方式,结合数字技术和现代展示手段,通过反映大运河历史、运河价值、运河文化的各类文物、文献、展品,向公众讲述大运河的中国故事,展现大运河的魅力和文化风采.策展团队挖掘、选择合适的文物展品并根据展品和主题进行创意设计,以此来实现展览目的 .科学、直观地揭示历史,同时生动、形象地解读运河文化,这样的策展理念和实现路径,可为我国大型线性遗产的展示提供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的定义、分类及价值追求

非遗是"无形"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流变性、即时性等特点,非遗展示经历了原生态展示、民族民间艺术展示、"活态"展示三个阶段.当代专业的策展工作者需从狭义定义去界定非遗展,以当代视角和审美意识去理解、把握、呈现非遗的传统文化属性,在展览策划中体现出策展者保护非遗的主观意识,从"全遗产观"视角策展,在展览中阐释非遗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属性,积极搭建传统文化和现代审美的桥梁.     

游戏型教育模式构建在博物馆中的应用探索——以青少年互动体验展"大明都水监之运河迷踪"为例

21世纪以来,教育型游戏数量明显增长,同时博物馆也逐渐采用游戏型教育模式开展教育.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青少年互动体验展"大明都水监之运河迷踪"将中国大运河作为"百科全书",并以此为出发点,结合大运河线性、多元、活态的特征,将游戏型教育模式融入和贯穿教育空间、活动的设计与开展,设置角色扮演型的互动游戏,立体化、多方位拓展、探索和实现博物馆公众教育功能.同时借由可视化技术与沉浸式交互体验等媒介主导的创造性游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提高青少年对大运河的认知.以往鉴来,将游戏型教育植入博物馆的相关展览架构、设计与开发,能够深刻影响观众,并推动今后的持续沟通和互动.     

文物借展在县级博物馆层面的实践

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印记的重要载体,在文旅融合发展、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以聊城市东昌府区博物馆采用文物借展方式而成功举办的展览为例,从构建文物数字库平台、推动博物馆帮扶带机制等方面,探索打破区域、级别、属性限制,实现文物资源共享,带动、带活闲置文物资源,促进各级博物馆均衡发展,推动县级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现代文博展陈列空间设计方法探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对于精神文化方面越来越重视,而文博展作为具有科普意义、教育意义的展览,其内部的陈列空间也极为重要。本文对现代文博展陈列空间的作用做了简单解释,并对现代文博展陈列空间的设计方法做了探析。     

“妇好墓展”与“海昏侯展”中所见“墓葬”展示的“他传”难度

妇好墓展与海昏侯展是以"他传个人史"为视角展开相应社会生活图景的两个典型展览,这两个展览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人物生平展示介绍的一种展示结构。在完全以出土"私人物品"为展示对象的展示中,信息残缺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将墓主人的身份进行"模糊处理",即仍需将其大致归于一个人群,同时将能够说明的问题进行细致分类。这是一种在个体认同无法确知的情况下,尝试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这一方法是对用考古资源展示"个体"过程中一般规律的探讨。     

沧州博物馆开馆试运行广受关注

<正>为配合第九个全国"文化遗产日",2014年6月11日,沧州博物馆开馆试运行。为贯彻执行中央节俭办活动的要求,开馆时没有邀请领导,没有搞剪彩、揭幕等仪式,只是在馆外设展览内容宣传展牌,让群众了解博物馆。同时,和沧州日报社联合举办了"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百家百姓走进博物馆"活动,从全市范围内遴选了100个家庭,包括劳模家庭、贫困家庭、文化家庭、沧州好人家庭、民间收藏家庭等,邀请他们走进博物馆,参观博物     

朱元璋断案

正作为有明一代开国之主,朱元璋的才略谋断自非常人可比。坐定江山后,他的一些做法也常常别出心裁,断案即其中之一。不过战场上不循常规,往往能出奇制胜,断案中不循常规却每每伤及无辜。明人在这方面记载颇多,很可见出这位皇上的独异之处。据黄溥《闲中今古录》记载:"洪武间,人有随母改嫁事继父者。继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孝闻。上曰:‘继父是伊父仇人,割父遗体以愈     

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

(1)今见东汉买地券均为随葬明器,并非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而是“实在的冥世土地买卖契约”:买地券所涉及的买卖双方、见证人均为亡人,所买卖之对象———墓地所有权是冥世所有权,其田亩面积、所用之钱亦仅具冥世意义,也就无须亦不可能与现世实际墓地亩数及现世土地价格相对应。(2)今见东汉镇墓文在时间、空间上均与买地券并存,其功用、性质与买地券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是向地下鬼神通告亡人之殁亡,并祈求得到地下鬼神的接纳与保佑,只不过镇墓文以铅人、金玉奉献给地下土神以解除丧葬动土对地下神的冒犯,而买地券通过向地下鬼神购买葬地以得到地下鬼神的保佑。(3)买地券与镇墓文之源头,至少可上溯至西汉前期墓葬所出之告地策;告地策、镇墓文、买地券三者之间的功用与性质基本相似,演变之迹也比较清晰;至于三者与战国楚地墓葬所出遣策(物疏)有无继承关系,则尚不能确定。(4)告地策、镇墓文与买地券起源于民间巫术,书写者主要是巫觋(东汉中后期亦有“道中人”);书写规则与书写内容主要取决于巫觋方术的准则,而并非亡人及其墓地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