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河塬城址出土“稼稷”甲骨文及其相关问题

姚河塬城址东南部西周中期房址内出土的一件骨铲上刻有甲骨卜辞,其残存文字为“曰甶■卜”。■字形体为西周首见,可释作“稼”,意为种植谷物;■为首次发现的新字形,可释作为“■”,应是稷的古文。这一骨铲卜辞的发现和释读有助于了解当地的农业种植情况以及探究西周时期对卜用后甲骨的处置问题。周人对卜用后的甲骨往往“已则弃去之”,处理较随意,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都是和建筑、生活等垃圾一起填埋,并未发现专门庋藏甲骨的遗迹。该卜骨后经改制为骨铲,说明当时对卜骨处置也存在“废物利用”的情况,丰富了甲骨学的研究内涵。     

商末征■美方时间考——兼谈利用周祭祀谱解决问题的方法

商末征■美方的时间,过去限于材料,一直未得到解决,2017年我们在天津博物馆发现一版甲骨,本文据其记载的周祭信息,利用周祭祀谱将征■美方的时间推定在帝乙十一祀十月至十二祀四月。征■美方时间的解决,使我们认识到,虽然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毫无问题、十全十美的周祭祀谱,但在有限的范围内,前辈学者所构建的祀谱,仍然可以为解决黄类卜辞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帮助。周祭祀谱既是工具,也是方法。     

杂祀、天象与皇权：东晋哀帝欲行“洪/鸿祀”考

东晋哀帝隆和元年因“天文失度”欲行“洪/鸿祀”,遭臣下谏止,未果而终。“洪/鸿祀”当作“洪祀”,典出《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意即大祀,万民有过,天降六沴,天子以格祀之礼大祀五精帝求得谅宥。因经典依据、具体仪注与先代故事缺位,“洪祀”至东晋时已为杂祀,唐修《晋书·哀帝纪》“史臣曰”强化了杂祀色彩。《通典》杜佑注可证中唐时人对“洪祀”的理解已偏离原典,转变为与鸿雁相关联的“鸿祀”。“天文失度”当指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太史禳祈则指合朔救日礼。升平五年、隆和元年灾异指向,哀帝十二月日食诏及“桓公入石头”童谣,源头皆指向桓温僭逾。哀帝正是以日食为契机,借口合朔救日无效,欲行“洪祀”,意在表明桓温为灾异源头,而他则作为万民代表祭祀五精帝,求取谅宥的同时可端正承统,稳固元、明、成帝再至己的中兴正统谱系。在此意义上,“冀以免咎”实是哀帝欲颉颃权臣,维护积弱皇权的真实心态写照。无果而终后哀帝方回归下诏救日礼,后改元兴宁,并亲行宣示皇权的藉田礼。     

由恶变善:潮神伍子胥信仰变迁新探

涌潮形成之初,潮神信仰即随之产生。因古人将钱塘潮、广陵潮形成的原因和造成的破坏归因于伍子胥冤死泄愤,故伍子胥最早被视为潮神时,其形象乃是凶神。不过,随着两汉以来士人对伍子胥忠孝形象的强调和人们对涌潮成因认识的提高,魏晋以后,潮神伍子胥的形象渐趋正面。隋唐五代时期,由于钱塘江两岸低地的开发和人口增殖,钱塘江潮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日益加剧。除先贤形象外,伍子胥司潮神职也为政府重视,故唐时对潮神伍子胥封号赐爵,将其纳入国家祀典。     

张栻:一天查办十四个贪官的南宋政治家

正提起南宋张栻,人们想到的便会是"朱张会讲"、"孔庙先儒"、"湖湘学派"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名词术语。的确,张栻与朱熹讲学于岳麓书院,成为儒学史上一大盛事;张栻家学深厚,师承当代名儒多人,兼收博采而又能独出己见,著作等身,遂成一代理学大师,从祀于孔庙;张栻从小扎根于湖湘之地,长期主持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吸引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学子前来求学问道,有人甚至"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使"湖湘学派"成为了名极当时、影响深     

南匈奴附汉初期单于庭的设立与变迁及其历史地理考察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其中南匈奴部落在公元48～50年间将单于庭先后设在五原塞地区、云中郡及西河美稷,这样的变化明显体现出其空间发展过程和地域特色,同时也包含着匈奴族与汉政府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地理格局以及两族之间的和战与相互影响.     

从布衣寒士到孔门圣贤--张履祥"由凡入圣"的塑造历程

本文勾画张履祥由布衣寒士到地方偶像直至成为孔门圣贤的过程,并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解读,透视其背后所蕴藏的宏富的社会内容.张履祥从祀的过程展现了国家和地方士绅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其进行重新塑造的努力,他们既合作又冲突的过程折射出各自的价值取向,并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机制与时代需要.     

清代国家祭礼等次制度研究

清代国家祭礼分大祀、中祀、群祀三个等级,其礼仪要素具有普遍性,但也有较大的等次差别。群祀与大祀、中祀存在巨大的礼仪鸿沟,大祀与中祀之间也有礼仪等次差异,同一坛庙不同祭祀和不同神位之间礼仪等次差别明显。清代国家祭礼的等次差异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理清清代国家祭礼礼仪要素共性基础上的等次差别,既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清代国家祭礼,也有利于透彻地了解特定的坛庙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