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组织召开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应用技术研究 ”工作会议

2007年2月1日,上海博物馆组织召开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应用技术研究》工作会议”,对该课题的实施作了动员和部署。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社会发展处马兴发处长、上海博物馆陈克伦副馆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还邀请了黄克忠、王维达、陈元生、金鑫荣等文物保护科技专家、高校环境科学专家和相关经费管理负责人与会。     

陈毅公开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摘帽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伴随着拨乱反正才从我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渐消失的。可是很少有人知晓在“文革”前也曾有过一次摘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经过。那么何时何地如何摘下的？中纪委常务书记、曾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韩光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这一至今还鲜为人知的经过。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为何代号叫596

1953年,我国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就向国家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到了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工夫完全可能。”同年10月16日,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聂荣臻元帅任主任。也是这一年,“中国第一堆”启动成功。共和国的核装置,实现了零的突破。从此,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成了中国自力更生发展核事业的苗圃和摇篮。     

谈谈胡同

于光远,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1937年入党,1939年任延安中山图书馆馆长。建国后,历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于老对本刊一向关爱,特将他《谈谈胡同》系列文章中的几篇在本刊首发。这些文章对研究胡同文化,价值不小。     

新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形成

从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起,中国政府就开始探索和建立新的科技管理体制,经历过数次机构的变迁与领导职责的转移,在1958年形成了以科学技术委员会为领导核心的新型科技管理体制。这一体制是根据我国科技发展的现实情况逐步探索和建立起来的,对于促进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直到现在,这种管理模式依然是我国现行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