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与“分”的地理效应及民族个性差异

本文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剖析了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与分裂的重大影响,暨阐述了通常所说的自然与人文的历史的辩证的关系。高山大川的“长城效应”与各区域民族个性差异形成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但同时也是多民族国家统一体的再造与地域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种族平权还是唯才是举？

在美国已经有了第一位黑人总统、贫富对立已经远远大于种族对立盼情况下,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种族平权政策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     

依旧是“客人”：印度加尔各答客家人认同的重塑

从奥兰多·帕特森的种族定义入手,探讨加尔各答客家人种族认同的构成,就加尔各答客家人而言,有三个因素对确立和维持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即国家和民族政治、不同种族从事不同职业的分层制经济和东道国以“洁”与“不洁”之间的象征性对立为基础的宗教制度。种族、种姓、语言和宗教是维持种族认同的几个重要因素。种族认同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发生转变,由于职业、教育和政治环境迥然不同,客家人其认同轨道会截然不同。     

日本人群的种族起源和演化

日本弥生时代人群的体质特征和比其早的绳文时代人群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之间可能不具有继承关系。本文主要根据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阐述了日本不同时期人群的起源和演化。此外,还从中国考古遗址出土的古代人骨材料的研究,探讨了日本弥生时代人群的源乡。虽然现代日本人起源的“移民说”基本得到认可,但因古代人骨材料涉及的出土地点和时代有限,而且可能与日本弥生时代人起源有关的古代人骨DNA的研究结果也非常少;因此,从目前对中国大陆和日本弥生时代遗址出土人骨的对比分析结果看,关于弥生人源乡在哪里还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认识,还不能肯定地说出中国大陆的哪些古代人群对现代日本人种族形成有过重要的基因贡献。     

同盟会纲领、种族革命与孙中山革命策略

同盟会纲领是一个包含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具有时代先进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旧混杂的政治纲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依靠力量的新旧混杂,决定了其革命纲领的新旧混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就是一个基于策略考虑而鼓动革命的利器,因为缺乏资产阶级力量基础,孙中山只能把革命包上反满种族革命的外衣,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反满革命无非是实施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手段而已不应将同盟会纲领及其体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割裂来看,尤其不能因“驱除鞑虏”包含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而判定孙中山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是一种倒退,并由此忽视和低估同盟会纲领的革命精神。     

与日本右翼人士对话

在日本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他们尊崇天皇为至高无上的现世神,他们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概不认帐,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不公正,南京大屠杀是最大的谎言,还经常派人爬上中国领土钓鱼岛滋事,他们主张修改战后日本宪法,复活军国主义和拥有核武器,等等.这些人通常被称为右翼人士,他们的组织被称为右翼团体.有资料说,在日本这样的团体有近千个,每个团体有成员几十、几百至以千计不等.     

种族主义与暴力恐怖活动

本文从生物学有关人类种族的研究入手,对种族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危害进行了分析,重点论列了以种族主义为背景的暴力恐怖活动。文章认为,西方列强在全球殖民主义扩张进程中对所谓“新大陆”进行残暴征服的实践,是当代恐怖主义的原型,甚至现代细菌战这样的恐怖主义武器也可以从殖民主义时期的生态扩张中找到其来源,而以希特勒掌控下的第三帝国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则是国家恐怖主义的典型。同时,文章认为,种族主义既是分裂人类统一性的罪恶之源,也是造成种族及暴力恐怖活动的根源,而且种类主义的历史遗产在全球化时代仍旧污染着人类社会,并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人类社会消除种族主义的斗争依然任重道远。     

美国印第安人五大文明部落黑人奴隶制的产生

美国五大文明部落中黑人奴隶制的产生确实受到了白人社会的影响,是白人文明开化政策留下的深刻烙印之一。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五大部落印第安人接受黑人奴隶制的过程并非是一些模糊的文化移植过程的必然宿命,而是他们在经济模式、性别分工、血亲体制、种族观念以及政治体制等各种内在因素发生重大转变的过程中,主动地、有选择地吸收自身所需要的白人经济模式、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的结果。如果土著社会自身没有历经深刻的社会转型和变革,五大文明部落是不可能最终接受作为外来体制的黑人奴隶制的。     

清宫中的“阿哥种痘”

“种痘”就是人工接种天花免疫苗。为了保证子孙种族的永昌,康熙时开始,宫中就形成了阿哥种痘制度。通常阿哥出生不久就要种痘,使其对天花具有免疫力。这里所介绍的年仅两岁的种痘阿哥,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     

中国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对田野考古工作中由地下出土的我国古代居民的遗骸进行种族人类学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初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从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末为草创阶段,主要研究工作由少数外国学者进行;５０年代初至８０年代末是该项课题研究的发展阶段和原始资料的积累阶段,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成为该项研究的主导力量,古人骨标本的积累迅速增加;自９０年代初以来本项研究进入方法论的变革阶段,分子人类学、牙齿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推广,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此外,广泛的国际合作研究也是该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