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期在华南的毒化活动（1937—1945）

日本侵华时期,在以武力手段屠戮中国人民、抢掠资源的同时,还在占领区废除中国政府的各种禁烟禁毒法令,公开推行毒化政策。1895年甲午战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总督府出于财政拮据的考虑,实施鸦片渐禁政策,为治台提供财源。渐禁政策获取“成功”后,作为牟利的经验,     

陕甘宁边区禁毒运动中民众的作用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从此这个革命根据地就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既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也不愧为坚决肃清烟毒祸害的全国禁烟模范区。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安徽禁烟禁毒述论

民国以降,安徽境内烟毒泛滥成灾,鸦片公开种植以及毒品贩卖、吸食者数不胜数,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此情势之下,安徽社会各界纷纷要求禁烟祛毒,以根绝近百年来国人所遭受的烟毒之祸。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所推行的禁烟禁毒政策在安徽遭遇到了各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和挑战,以致烟毒屡禁不绝,或者说直至抗战爆发前夕才收到一定效果。     

抗战时期川康两省的社情与民情（1939—1942）

1939年,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对川康两省作了三个多月的实地视察,视察内容涵盖吏治、兵役、治安、民生、经济建设等诸多方面,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民生实况留下了一份珍贵实录。从中可以窥见战争与社会、国民与国家的特殊意涵和真实形态,值得研究者认真重视。     

1909年中国有2500万人吸鸦片

第一次国际性的禁毒会议,于1909年2月1日在上海召开。由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葡萄牙等13个国家参加。这次会议就限制用于正当目的的鸦片数量,对鸦片的进口实行管制,逐渐取缔吸食鸦片等问题,作出了9条决议。这9条决议虽然属于建议性质,对签字国不具有约束力,但其确定的原则被纳入了以后的国际禁毒公约之中。     

清末广西禁毒之争

清末,全国掀起了一场禁除为害一百多年的鸦片烟的运动。在此背景下,广西各阶层的人士纷纷行动起来,主动加入禁毒这个伟大的斗争当中。然而,鸦片烟毒在中华大地肆虐已久,按当时的国情,要想在短期内禁绝之,亦绝非易事。尤其是在广西,历史上先是外国鸦片通过广东进入中国内地过境的一条重要通道,后来是云、贵、川等省鸦片烟土销往粤、港、澳和东南亚的中转站。     

南京国民政府管控麻醉药品的制度尝试与专营困境

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曾陆续出台相关法规政策对麻醉药品加以约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麻醉药品经理处的创设过程异常曲折,表明将麻醉药品收归国家专营并非易事。抗战爆发以后麻醉药品不再是诟病的对象,摇身一变成为前线后方紧缺的重要医疗物资。受战时经济和战后国内形势的影响,麻醉药品的价格逐年飞涨,购运变得十分不易,陷入"有价无市"的状态。麻醉药品经理处迁往台湾后,专营区域逐渐转移至岛内,至此麻醉药品专营政策在大陆基本消亡。     

“科学禁毒”虚名下的利益考量：日本与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

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拉开了国际禁毒合作的序幕,会上达成了各国商议解决鸦片问题的共识。在参会国当中,日本的参会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为向国际社会展现日本的禁烟决心与成果,日本在准备参会阶段详细撰写所谓科学的调查报告,展示其在本土和殖民地实施的禁烟措施及成效,通过打造科学禁毒的名号,减轻参会国对其禁毒态度的怀疑,为其在殖民地的鸦片政策合法化与正当化奠定基础。实际上,日本并未全面收集殖民地调查数据,会上为维护其在殖民地的鸦片利润消极应对立即禁绝鸦片的倡议,甚至回避参与具体国际禁毒合作事务。由于大会最终达成的是不具有强制性的决议案,日本政府得以延续推行其既有的科学虚名掩盖下的毒品政策,阻碍国际禁毒合作进程,为其进一步利用毒品助力殖民扩张埋下了伏笔。     

解放初期的白云禁烟禁毒运动

贵阳市白云区在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进行有计划种植罂粟．在其所谓的“田寓禁征”的口号下．大批鸦片公开运销,因此,烟毒泛滥甚广。1949年,全区大面积种植了一季罂粟。当时,每个角落都有人吸食鸦片．只要有10户以上的自然村寨就开有烟馆。尤以鸡场、沙子哨、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