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人现象的社会作用及其演变

媒人是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民俗现象,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媒人随一夫一妻制的聘娶婚的出现而出现,在防止男女乱性、保障婚姻安全、完善规范礼法等方面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媒人不仅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新的历史时期,媒人的社会作用将更加彰显。     

“《天圣令》研究——唐宋礼法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6月14～15日,“《天圣令》研究——唐宋礼法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研究》编委会共同主办,并得到了“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     

论荀子礼法论框架下的孝道思想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思想虽不以孝道而著名,但其从"性恶"的人性基础出发,把孝道思想纳入"礼"的道德范畴和"法"的制度范畴,形成了以礼法论为核心的孝道思想体系,这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论朱元璋的礼法兼治

中国悠久的古代治国实践证明礼法兼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治国方针,礼治与法治是同等重要的统治手段,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关于朱元璋的礼法之治,学者们过多地关注于他严厉刑罚、重典治吏,而忽视了他发展礼治,重视教化,尤其重视文官集团在统治集团中作用的一面。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将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对巩固新政权、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末官僚法律心理的演变与传统礼法制度的消亡

清末礼法制度的消亡原因是多方面的,清末官员在推行礼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态势,即：对宣传推行礼法的厌倦敷衍、对触犯尊卑律例案犯的宽容和对纲常礼教的逆反,从实践的角度揭示了以家族主义和等级伦理为核心的礼法规范功能在清末的削弱情况,从一个侧面分析了清末礼法消亡的必然趋势。     

晚期青铜文化的审美表现

青铜器摆脱礼法的束缚,是从西周厉王时开始的,亦即青铜文化的晚期。与以前相比,器型种类、纹饰特点及整体风格,都有了不小的改变。揭示的文化内容也更突出工艺的先进性和造型的艺术性,人本位的思想超越了神的至高无上,显示的审美特性日渐浓厚。如西周晚期的名器“刖人方鬲”,以前常被作为残忍奴隶制的具体表现。实际上换个角度来看,西周晚期的制度已近乎礼崩乐坏,人的写实形象出现在青铜器上,还说明创作思维的解放和对于人本身的认识有了提高。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器型,在整体上逐渐摆脱了庄重典     

石匠去世九卿会丧风光堪比帝后为多得酬金不顾礼法众臣触怒朝廷

乾隆五年秋,北京城里死了一个匠户,丧仪办得极为风光,宅前车水马龙,达官贵人接踵而至,轰动了整个京师。内阁学士许王猷亲自主丧,大学士徐本、赵国麟率领汉九卿至灵前俯首跪拜,詹事府詹事陈浩里外奔走、陪吊数天,连权势炙手可热的三朝元老、大学士张廷玉也差人前来送帖……事后据查,汉尚书、侍郎等尤卿中仅有户部尚书陈意华等几人托故未来。一时间,九卿会丧被街头巷尾传为笑柄。     

明太祖教化思想对戏曲道德化倾向的影响

研究明代戏曲史的人们常常为一个突出的现象所困惑:为什么洪武朝剧坛有着严重的宣传道德之倾向?本文拟就明太祖的教化思想对戏曲道德化倾向的影响略作叙述与分析,以就教于方家。明太祖认为:“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215页)从而形成了“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洪武三十年五月甲寅条,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的治国思想。即是说,明太祖治理天下的基本方略就是礼法并重,相辅相成,一方面施之以礼、德、仁与教化,为臣民确立伦理道德规范,通过引导、劝谕、感…     

唐代复仇制度论考

复仇在古代社会及原始社会中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如何协调基于伦理关系而形成的"孝礼"和以国家统治为基础的"国法"之间的冲突,妥善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历代统治者难以回避的问题。唐代立法者基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儒家思想,结合在当时社会业已形成的法律观念,就司法实践中的复仇问题及立法中的亲情与法律的冲突问题,引礼入律,为法律确立了一条解决礼与法、情与法冲突的模式。     

论《唐律疏议》中身份对刑罚的影响

《唐律疏议》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典型代表。该部法典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中身份影响刑罚判决的特点。特殊身份享有刑罚特权,而身份等级的高下对比,更是定罪量刑中不可缺乏的考虑因素。这样的结果是同样的案件,却由于当事双方之间的不同身份对比关系,而出现不同的法律后果。这种身份影响刑罚现象的原因在于儒家法律思想所主张的礼制与法律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