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先周文化与华夏文明精神

周人起源于今陕西武功县一带,在翦商之前曾有一段迁居甘肃陇东地区的生活经历。居陇时期的周人在首领不窋、公刘等的带领下光大部族,为日后取代商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甘肃陇东地区所孕育的先周文化以农耕为基础,以礼乐为核心。随着西周正式建国,周制天下,农耕文化传统与礼乐文化精神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涵。     

梁武帝新制礼乐研究

中国古代礼、乐于社会早期虽已有可考历史,但二者真正合并成体系却是周初,于春秋末期经历了"礼崩乐坏"。在礼乐制的发展过程中,齐梁是个特殊时代。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时期,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重制礼乐制度,将西周礼乐再一次搬上历史舞台,于音乐史而言具有特殊意义。本文将从梁武帝时期入手,从音乐方面阐述梁武帝的礼乐制以及他对改编、创新诗歌的推动作用。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甲及其与州县保甲之别

清代保甲制度在盐务系统的推行,强化了对基层灶户的监控,重在源头上稽查和告发私盐.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保甲制的产生与实施、内容与特点,以及与州县民户保甲的区别,揭示灶户保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一方面,食盐国家"专卖"体制,决定了灶户保甲的"专制"主义特色,组织化的保甲制与火伏制,共同构成盐务系统的基层治安网络.另一方面,灶户保甲的废弛,折射了保甲制"集体性惩罚"的悖论,"厉而不严",实质是社会衰败在盐务系统的突出表现与反映.     

新见元代徽州儒户帖文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徽州家谱所收《休宁县儒学教谕刘文新袭儒户帖文》的解读,首先以具体例证明确了元代儒户承袭的一般程序,同时对至元二十七年儒户抄籍的法律效力也加以了确认。其次,确定了作为宋代以来学校执事官的斋谕,在元代亦得以延续,并可以在家族间承袭。正是由于斋谕在元代的准学官地位,帖文中刘文新方在时隔十一年申请确认其儒户身份并承袭斋谕。最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帖文的内容,确认家谱中对刘文新及其父刘福龙所任学官的记载,基本明确了明代嘉靖年间家谱纂修之际被美饰后的始迁祖刘福龙和刘文新的身份。     

辽代“女真鹿官户太保印”铜印补议

辽阳市博物馆藏辽代"女真鹿官户太保印",印文"太保"二字篆刻铸造工艺比较粗陋,以致于存在缺笔现象很容易造成误读。根据馆藏该方铜印材质规格和篆刻铸造工艺,推测是地方低级别官员。"女真鹿官户太保"与《辽史》中记载的"监鹿详稳司"、"监养鹿官"、"鹿人"属于同一管理机构系统。该印铸造时间应是在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前,而且在辽东山地地区发现该印,推测应与辽代部分女真人南迁有一定联系。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

"吏户"论所指的"吏"是行政系统的"吏",但是在具体论证时,却常常以军事系统的"军吏"——如"将吏"、"吏士"、"吏兵"、"武射吏"、"武吏"、"文武吏"等有关资料作为证据,这不仅将行政系统之"吏"与军事系统之"吏"乃至士兵混为一谈,而且根据这种资料所作出的论断就很难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文中子的《乐论》与《乐记》

《续六经》之一的《乐论》,表述了文中子的音乐理论,《乐论》虽已失传,但从其他典籍可以考知其梗概。文中子看到了音乐在整个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它不仅能体现王道,而且是时代的体温计,他的乐理理论其实是秉承了孔子的乐理思想。在经过从汉到隋之前儒学的衰落之后,文中子的乐理思想也是他重振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贾湖文物看中原礼乐文化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期里,河南都是帝王建都置郡的胜地。《诗经》中先民于此祀神、祈年、驱疫、问乩、劳作、爱恋,其中“弦歌鼓舞”的诗文足以证明其文化底蕴之深厚。而出土大量龟甲和我国最早演奏乐器的贾湖,更是礼乐文化的发祥之所。文章通过贾湖文物,对中原礼乐文化进行深入挖掘、撷精取粹,望能够为丰富相关理论研究、推进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繁荣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试析伪满时期吉林地区的“归屯并户“和“集团部落”

日伪统治者在东北实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煞费苦心,采取了更加野蛮的措施,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工作",即大搞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和"集团部落",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     

从编钟铭文看西周时期随葬乐器的功用

<正>西周时期,在礼乐制度的规范下,大量金石乐器被作为主要的随葬品人葬于诸侯、世卿等高等级贵族墓中。《周礼·春官·笙师》载:"大丧,廞其乐器,及葬奉而藏之。"~([1])可见,金石乐器的人葬,并非随意而为,而是礼制下的规约行为,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本文拟选取西周贵族墓中随葬的虢仲编钟、晋侯苏编钟、楚公逆编钟、虢季编钟和井叔采编钟等几种典型的有铭编钟,通过分析其铭文内容来探讨西周时期随葬乐器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