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1840年之前蒙古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分几个阶段考察了清俄关系中的蒙古中介作用。清俄发生关系前,俄国势力已渗入西蒙古地区。在喀尔喀诸部归属清朝以前,蒙古人已开始扮演清俄关系中介角色。《尼布楚条约》订立和喀尔喀三部臣服清朝后,虽有俄国人的拉拢利诱,但喀尔喀诸王公作为清朝命官主持对俄交涉事宜;蒙古语文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清朝对俄外交的正式官方语文之一。此外准噶尔汗国的存在曾对清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俄国并没有为此卷入准部与清朝的军事冲突中去     

中缅历史上的联系——以清末中英边界交涉为中心

清朝末期,中英两国关于中缅划界的交涉不断,其中关于北段未定界地区的争议尤为激烈,中英两国都秉持自己的原则和理由互不相让,以至于划界事务直至清朝灭亡都没有解决。本文从中英双方边界交涉的成因、过程、理由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珍珠港事变前夜的中美交涉

美国长期大量向日本出售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助长其侵华实力。1939年7月,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建议美国采取办法,削弱日本的战斗力与经济力。同月,美国政府宣布废止美日商约,对日实行经济制裁。1941年4月,日本向美国提出《日美谅解案》,企图通过谈判,减轻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压力。罗斯福为避免美国过早陷入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提出退让、妥协方案,企图在一定时间内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改变对日政策,愤而以"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相责,胡适、宋子文也积极与美方交涉,最终,美国对日政策由有限度的妥协恢复为全面强硬,美日谈判破裂。日本指责美国已彻头彻尾地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于12月初突袭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四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

<正>第四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于2014年9月9日——12日在贵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酒博会是中国举办的首个国际性酒类博览会,也是贵州省第一个经国务院核准、上升到国家层面、面向全国全世界举办的大型国际性专业展会,自2011年以来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3届。     

“封锁香港”(1868～1887)问题再解

19世纪60年代晚期,随着香港转口贸易日趋繁荣,华商假道香港走私之风日渐猖獗,广东官府采取"封锁香港"遏制歪风。此举引发粤港双方旷日持久的争执,随着双方围绕反对封锁行动的人士是否具有代表性、粤方的封锁行动是否侵犯香港主权、《天津条约》涉及贸易问题的条款该如何解释、粤方是否蓄意毁灭香港贸易繁荣景象、封锁行动是否对合法民船贸易造成危害、粤方在开展缉私行动时拥有多大权限等六类纠纷的争辩日渐深入,相关问题的症结也次第凸显,走私者、地痞无赖、基层税务官员三种隐藏幕后的害群之马相继浮出水面。此后,鉴于阻碍问题妥善解决的各种困局相继得到消解,赫德成功推动了粤港双方达成妥协方案,"封锁香港"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驻日公使黎庶昌与中日琉球交涉

黎庶昌曾两度担任驻日公使,其外交任务主要是围绕琉球问题和朝鲜问题而展开的,而琉球问题贯穿始终.其所提的琉球策略又随着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而有所不同,从早期的以“存球”为目的,到最后提出了“放弃琉球论”以求达到中日同盟的构想.通过对黎庶昌关于琉球问题交涉的考察,也驳斥了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清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初既已默认自动放弃琉球的论断.     

七七事变交涉经过

7月7日,一个承载着中华民族屈辱与悲愤、血性与光荣的日子。70年前的这一天,侵华日军在北平的卢沟桥挑起战火,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自此全面爆发。70年过去了,那些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都已逐渐走向时光深处。在此,我们刊发的这一组文章,均系文史资料存稿,是政协的文史专员及统战对象们撰写的亲历、亲见、亲闻回忆录,它们从另一个侧面记录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在洪洞

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亲切关怀和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抗日烽火中流动办学——部队扎营在哪里,学校就办在哪里,并为敌后办抗大分校取得了经验,在我军和军事院校建设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

蒙古问题既为中俄复交久拖不决之主要原因,亦因中俄交涉而由舆论之边缘进至中心视野。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苏俄对蒙古问题的介入乃是导致这一变化最敏感、最直观之因素。各方对"民族自决"及其基本范畴之不同阐释与论争,将蒙古问题高度意识形态化。随主权话语渐次压倒革命话语,告别"自决"之趋势因以出现。"民族自决"本为被压民族、国家之理想诉求,其流播世界辄成不同势力之政治利器。蒙古问题乃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外来"民族自决"在此遭遇特殊困境,促使其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并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特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