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册存案，载入志乘：清代义田盗侵与宗族、官府应对

中国古代义田肇始于宋代,至清代鼎盛。伴随清代义田发展,盗侵现象亦呈多发之势。清代宗族、官府等踊跃捐输,支持义田发展,同时对义田盗侵现象进行深刻反思。宗族主动申请将义田立案,经过官府层层审批,载入志书中备存。官府为义田创立者颁发执帖,并通过勒石建坊、颁给御书匾额、赏予顶戴等方式予以褒奖宣扬。对盗侵义田者,则订立法律规条,分类治罪处罚。乾隆年间发生两起义田侵没案件,反映了律法规条在义田保护方面缺乏应有的执行力,透射出官府保护义田之有心与乏力。     

由杜甫诗句谈唐代恶钱

唐代大诗人杜甫《岁宴行》诗日：“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     

敦煌故事画（四）——五百强盗成佛因缘

西魏第285窟南壁的《五百强盗成佛因缘》,是莫高窟最早的因缘故事画。故事画绘在南壁上层,从东到西,画师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把故事情节的发展统一地组织在一个完整的时空环境之中。此故事画是莫高窟北朝故事画中的一个特例,具有中原南朝山水人物画的风格特点。画中人物形象清瘦,显出“秀骨清像”的中原南朝的特点。人物造型以线描为主,敷色淡雅,抛开了西域式的晕染法。     

丁野鹤续书案始末

清代的文字狱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其案件之多,株连之广,杀戮之惨,都是空前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特例,文字狱也不例外,丁野鹤续书案就是清代众多文字狱中特殊的一例,此案不但过程曲折,结局更出人意料:主犯无罪释放且没牵连任何人。说及该案。还得从《金瓶梅》说起。每有佳作出,续作便随之蜂拥而起,这是明清文坛上特有的现象。而续作往往故事离奇,文采黯然,多不为世人所重。惟《金瓶梅》续书中     

汉画“攫盗女”图补说——芦山樊敏阙“龙生十子”图辨误

芦山樊敏阙所谓“龙生十子”图,定名不妥。本文作者考察发现该图卖为两个不同的题材,左面为“仙界宴饮图”,右面为“猩盗女”。     

清代江南乡村的社会治理及其变化北大核心CSSCI

国家统治的基础在州县。在州县行政治理工作中,除了“钱谷”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治安。治安虽包罗基层社会事务的很多方面,但重在命、盗两端。方大湜甚至认为,在地方治理的视野中,户婚、田土、钱债、偷窃等,都属社会生活中的“细故”、小事,碰到那些“命盗重案”,方始经心。     

西汉楚王刘戊摹及出土玉器

世人瞩目的北京老山汉墓发掘进展一波三折,专家断定,棺木早已被盗墓者自内椁拖出,“开棺”似乎仅仅成了必需的程序。但近日来,考古队员于内外椁之间依然发现有珍贵文物出土。这种现象绝非偶然,199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西汉楚王刘戊墓即是一例,本刊特别刊发此文以飨读者,亦为继续关注老山汉墓发掘的人们亮出一方“宝jian”     

城市犯罪风险区位因子与风险地形分析——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

从犯罪背景空间、场所空间、联接空间和聚集空间四个层次,构建城市犯罪风险区位因子体系。以武汉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以立案判决的“两抢一盗”犯罪为数据源,综合运用空间句法、犯罪近重复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方法进行犯罪风险地形建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犯罪风险区位因子对犯罪空间分布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依据多层次的犯罪风险区位因子体系及其对犯罪行为的影响机制,城市犯罪高风险区域可分为城市商业中心、火车站交通枢纽、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等几大类型。基于犯罪地理学理论构建的犯罪风险区位因子体系模拟的犯罪风险地形对实际犯罪空间分布有良好的解释度,可为城市犯罪分布环境形成机制的研究提供相关借鉴。     

宋代流配地域的演变及其影响——以刺配法的实施为中心

宋代刺配刑泛滥,导致触法流配者大为增加。为避免因配隶人群大量聚集而导致的社会治安乱局,宋廷一方面施行诸路间相互移配、散配的政策,另一方面格于军政形势及祖制,将配隶地域逐步由京畿地区向南方远路转移。步入南宋,由于疆域的蹙缩及政治地理格局的剧变,流配地域在进一步南移中逐渐集中于五岭地域的远恶州军,而大量的逃亡配军刑徒与盐寇、峒寇相纠合,加剧了该区域及近邻州军的动乱,成为终宋之世都未能解决的地方军政难题。     

新津画像崖棺"玃盗女"图考

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中录有新津崖墓出土画像崖棺画像多幅,其中有“戏猿”图两幅.图中“妇人被猿背负”和“妇人坐于山洞之中”的内容是了解该图真实含义的关键.该图表现的应是一幅与妇人和猿有关的鬼神传说故事,正确定名应为“玃盗女”图.该图很有可能表现了四川西部山区汉晋时期人猿杂处的现状下发生的怪异事件,反映了四川古代的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和土著居民的生存状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汉墓画像中的“驱鬼辟邪”一类的画像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