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墓室内温湿度变化在壁画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甘肃省嘉峪关魏晋墓为例

甘肃省嘉峪关魏晋墓群墓室内留存了大量的砖壁画,日积月累,一些壁画出现了盐害、表面霉菌、起甲脱落等病害。根据魏晋墓七号墓室内近三年的温湿度和气象数据,采用横向和纵向对比,阐明了七号墓室砖壁画保存的环境现状及其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墓室内温度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墓室内温度随其径深增加而增高,且温度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相对湿度随墓室的径深增加逐渐降低;受到降水、墓室外环境和地下水渗漏等影响,相对湿度会显著上升。同时,探索了墓室内温度与相对湿度的关联性:除入口处,前、中、后墓室内平均气温为12℃,相对湿度75%,且各点二者变量呈正相关;通过比对近三年墓室砖壁画照片得出,目前墓室内温湿度相对适宜,没有造成墓室内砖壁画病害进一步发育,为今后研究砖壁画的病害机理和采取预防保护措施提供依据。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监测的实践与经验——以宁波保国寺大殿为例

预防性保护监测是推进文物建筑遗产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的重要抓手,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宁波市保国寺将预防性保护理念应用于工作实践,在国内较早启动了宁波保国寺北宋大殿科技保护监测体系的研发,经历了架构、更新、提升三个阶段,其实践经验与存在问题值得遗产保护管理单位参考借鉴。     

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相关措施的探讨

在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水污染问题。其中工业污水以及生活污水的排放逐渐提升,为了可以实现对于水污染情况的高效管理控制,提升水环境监测工作是十分关键的,这就需要相应的企业应该对其提升关注程度,同时在实际工作进程中应用合理举措来提升质量,实现水污染问题的缓解,人们生活的正常进行。     

试论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体系架构

本文在全面梳理监测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预防性保护关系的基础上,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的特征,论述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的层级和体系建构,并全面探讨了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的技术实施体系、监测指标体系、数据管理平台体系和执行保障体系的关系和具体内容。     

征稿启事

<正>《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是国内刊登华侨华人研究成果数量最多的刊物,1998年以来一直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期刊,2012年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本刊坚持学术性,密切跟踪学术前沿,注重学术创新。辟有     

基坑变形监测的要点及技术措施

基坑施工过程中的变形监测具有重要意义,在变形监测过程中,主管部门可以运用监测数据了解基坑支护结构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情况,同时可以在分析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对施工策略进行调整,从而有效的将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阶段。文章就以基坑变形监测为研究对象,从基坑变形监测点的布置、条件、要点以及技术措施这四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     

《明长城时代的开启——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出版

<正>赵现海著《明长城时代的开启——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一书于2014年6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正文7章,加导言、结论,计56.3万字,是继其《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之后,关涉长城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书对16世纪以来长城在中国、西方世界、东亚世界的不同形象与研究状况进行了详尽梳理,     

土司山城与高句丽山城比较分析

<正>近年来,中国西南地区的土司遗址逐渐引起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文物保护学界的关注。2012年,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湖北咸丰县唐崖土司遗址等以"土司遗址"的名义,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据说中国政府已经提名这些土司遗址,申报2015年世界遗产,这些遗址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伴随着"申遗"的进行,考古成果和研究论文也陆续发表,其中就将土司山城与周边山城甚至与欧美山城比较,以说明中国西南土司山城价值的文章。比较研究,应本着先近后远的顺序1。中国东北和朝鲜高句丽时期存在大量山城遗址,这些遗址已经有较多的考古研究,在土司山城的比较研究中,先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城类比,再与     

欧洲华侨华人研究70年

论文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欧洲华侨华人研究所经历过的沉默、探索和成长三个阶段,剖析了进入21世纪后相关研究呈现出的主题拓展成果迭出、学科多元立足实证、跨国合作共建平台三大特点。论文就研究存在的不足与缺憾提出三点思考,进而提出欧洲华侨华人社会既往历程所积蓄的经验教训,其未来发展可能面对的机遇与挑战,都迫切需要有更多学者通过深入扎实的研究,在中国移民实证基础上深化理论辨析,并为新时期中国侨务政策的制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