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僧塔铭碑考释

唐高僧塔铭碑《益州正觉寺政大德行感禅师塔铭并序》于2001年11月出土于杜甫草堂唐宋民居遗址区三号水井（编号2001cdfIIJ3）。井口下深至0．58米,发现出土一通石碑,系唐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687年）益州正觉寺高僧塔铭碑（图一）。碑铭文面向下覆盖于下层井口上,唐碑保存基本完好。唐碑应为编号J3水井最后废弃时所置,是被作为三号水井盖所用。     

益州佛教与梁武帝经略益州相关史事述论

梁武帝时期先后向益州派遣了九任刺史,其对益州的经略首先是要抗击北方政权的入侵,以保证梁与吐谷浑以及西域、河西走廊诸政权的外交、商业贸易和佛教交流畅通.同时,由于历任刺史的积极支持,益州佛教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梁武帝对益州实施的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与宗教等多方面联动的复合经略政策.     

五代西蜀绘画繁荣原因探析

公元907年,在中国黄河流域先后更替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在长江流域则有前后蜀、南唐、吴越等国,史称“五代十国”。这些新建立的割据政权,出于自身的需要,纷纷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化中心。根据宋人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黄休复《益州名画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等画史的记载,当时的化中心主要集中在今西安、洛阳、开封、成都、南京等城市及其邻近地区。其中,尤以较少受战争破坏的成都最为繁荣兴盛,成为五代时期重要的绘画中心之一。五代西蜀绘画在宗教壁画创作,人物变形和花鸟写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上承唐韵,下开宋风,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从地理政治、画院管理、寺庙壁画,书画收藏等方面对五代西蜀绘画发展和繁荣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求教于专家、学。     

汉末新初十二州有梁州无益州考

扬雄所作十二篇《州箴》可为汉末新初十二州名目依据.今所见《州箴》题名皆非扬雄原题.由扬雄《州箴》《官箴》固定格式可推断出《州箴》所体现的真实州名,所谓《益州箴》对应的真实州名应是"梁州".汉末新初十二州有梁州而无益州.     

湖北美术节纪实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以楚辞、乐舞和漆器闻名。在美术史上,北宋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和明代山水画家吴伟都有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湖北的美术教育成就卓著．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画家。在上世纪80年代,湖北成为“新潮美术重镇”,一大批青年美术家登上历史舞台,“新水墨”“超写实”“波普风”“新表现”等美术现象．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说《水经·江水注》之两汉安县

《水经·江水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杨、熊《注疏》本)曰:洛水又东迳资中县,又迳汉安县……又曰:江水迳汉安县北。如此,则有两汉安县。一在洛水岸边,一在江水南岸。此当何解?有人以为,洛水岸边之汉安县     

地方美术文化的写作意义——《成都美术志》编修笔记

《成都美术志》编修工作的挑战性 位于西南部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历来就有辉煌的修志传统,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人东晋史学家常璩编著的《华,阳国志》被中外史学界称作为“中国地方志的初祖”。就美术而论,成都人从来不缺记录本土历史的热情．北宋黄休复撰写的《益州名画录》成为了一部最早记载地方区域画家创作状况的地方绘画史。     

道源鹤鸣山

成都西部,距大邑县城15公里,乃道教发源地鹤鸣山。其得名传日山形似鹤,山藏石鹤,山栖仙鹤。明左翘《鹤鸣观记》：“山之妙高、留仙、天柱诸峰．品列如飞鹤之形：妙高、留仙左右对峙。如鹤舒展之两翼．矗立于中央之天柱峰乃鹤顶,其东西两涧合流处为鹤啄,至啄尽处．冲流屹立一巨石为鹤衔丹书。天柱峰后与大坪山麓衔接之低凹地带,乃鹤顶,大坪山乃鹤背,其绝顶之冠于中锋乃鹤尾。”清《四川通志》：“鹤鸣山形如覆翁,有石类鹤,故名。”清乾隆《大邑县志》引李膺《益州记》：“鹤鸣山有麒麟、白鹤游,故名。”     

吐谷浑佛教考

从事吐谷浑史研究的学者认为吐谷浑与其周边政权一样信奉佛教。本文对佛教传入吐谷浑的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吐谷浑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佛教的传播确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不过因环境的限制,佛教在吐谷浑并未能广泛流传,因此吐谷浑对佛教的接受十分有限。     

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

蜀汉政权与益州土著士族的关系,与其稳定有密切联系。吸取刘焉、刘璋时期的教训,自刘备入蜀、诸葛亮治蜀到蒋、费执政,蜀汉政权既注意控制其势力的过度膨胀,又注意维护益州士族的利益,故益州士族对其较为拥护和支持;蜀汉后期政治昏暗,社会动荡,影响到益州士族的根本利益,故其对蜀汉政权的覆亡漠然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