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行”与“止”——兼及“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问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事端,次日占领沈阳,到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为止,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1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三倍之多的领土。3月12日,日本一手扶植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粉墨登场;9月15日,日本政府以签订日“满”议定书的方式,对其予以了外交承认。至此,日方所谓之“满洲事变”,总算告一段落。     

无人机航拍在皖南土墩墓考古研究中的实践

皖南地区是土墩墓的重要分布区,以芜湖市南陵县所在的漳河流域分布最为密集,也最富地域特色.使用无人机低空航拍和三维建模对南陵小乔村、危家大塘两处土墩墓群进行研究后发现,土墩墓群的选址和布局方式不仅注重与地貌环境相融合,且通过分配茔域空间,限制土墩体量,安排墓位顺序等手段来确认和表达群体与个体的地位及关系.而两墓群在墓地规模和结构上的差异应是各自代表的继嗣群体不同所致.     

珍珠港事变前夜的中美交涉

美国长期大量向日本出售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助长其侵华实力。1939年7月,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建议美国采取办法,削弱日本的战斗力与经济力。同月,美国政府宣布废止美日商约,对日实行经济制裁。1941年4月,日本向美国提出《日美谅解案》,企图通过谈判,减轻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压力。罗斯福为避免美国过早陷入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提出退让、妥协方案,企图在一定时间内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改变对日政策,愤而以"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相责,胡适、宋子文也积极与美方交涉,最终,美国对日政策由有限度的妥协恢复为全面强硬,美日谈判破裂。日本指责美国已彻头彻尾地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于12月初突袭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     

庚子京城陷落后官绅之权力争夺——以美国占领区为例

庚子事变,京城陷落,清廷西逃,八国联军对北京实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殖民统治。以美国占领区为例,美军依据治理古巴的经验,倚赖留京士绅,创设协巡公所,将治安、救助、税收等地方各事务交其办理。恽毓鼎等士绅虽宣称"寄官于绅"乃一时权宜,却不愿主动退出,遭致"官权渐复"的陈璧等地方官员不满,双方展开对地方管辖权的一场明争暗斗。最终随着中外议和的推进、旧制的恢复,这场权力争夺以官对绅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协巡公所的裁撤成为历史的必然。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清末福建谘议局的产生及其活动

庚子事变后．清王朝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陷入更深的危机．为了扭转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实施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揭开新政的序幕。新政涉及到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虽进程缓慢．但仍然显示出了一派新的气象。而其实质性的改革则从立宪开始．而立宪的突破性进程则以各省谘议局的设立为标志。[第一段]     

几位岳池人与早期的《四川日报》

抗日战争初期,重庆、成都先后发行过一份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四川日报》,在巴蜀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该报创办者,是岳池人毛畅熙和他的几位好友同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次年12月28日,日本侵略者由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     

谭佛心先生轶事

谭佛心先生,皖南泾县人,清末赴日本留学。程家柽也是泾县赴日本的留学生,可能与谭佛心先生同时。据说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谭佛心是入盟的第12号盟员,证之后来谭先生对国民党大老的称谓来看,传说是可信的。谭先生在日本3年,可是连一句日本话也不会说,一口泾县方言,听起来十分难懂。     

宋子文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子文起初试图说服蒋介石对张学良不予任何处分,继而在张学良受到军法会审和判决之后,为争取落实对张的特赦而在各方之间折冲,待到张学良虽被特赦但仍被管束之后,宋子文曾与蒋多次交涉,但均无果。宋子文与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张学良的关系,除了体现宋本人的待人处世之道之外,更反映了当时在国民党政权的党统、法统以及蒋介石个人威权之下,宋子文单凭一己努力是无法冲破体制、人事及情势的重重阻力,而改变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善后的既定决策的。     

华北事变后中国各界对战费问题的讨论

从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国战时财政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费动员思想由此走向理论化和政策化。其特征之一是形成了抗日战争战时财政理论体系,提出了战时财政动员的具体方策,在战费规模、战时财政预算、战时税收、公债和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并为指导全面抗战的财政动员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抗日战争战费动员思想的来源,主干是西方的战费动员理论与实践,同时也是结合本国国情而提出的,其提出者多曾求学西方,并参与了抗战时期战时财政动员实践与政策制定。通过对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日战争前夕战费动员争论的描述与分析,可以重新认识其在中国现代战费动员思想史的转折意义和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