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视野下的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研究

梳理上海地方志特别是旧志关于明清时期疫情的资料,分析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特征,发现明清上海地区平均7年就有1次疫情,多在夏秋之交;这一地区疫情重心有从华亭县—上海县区域向上海县—嘉定县区域迁移的趋势;疫情烈度总体较高,以“大疫”为主;病种记载较少,见载的病种以霍乱和红痧为主;上海地区疫情常与他灾害并发。从江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来看,则可以发现上海地区疫情特点与全国和江南地区相呼应,但在清代末期,由于人口和经济重心迁移至从府城华亭县(包括娄县)迁移至上海县,疫情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上海县。     

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南宋时期(1127-1279年)至少有81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53.29%。朝代上以宁宗、高宗、孝宗三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季节上以春夏季节为疫灾高发期,秋冬季节疫灾较少发生;趋势上疫灾频度略有下降趋势,但表现为2个波长为70年的波动周期,十年疫灾指数曲线呈"W"型,疫灾广度的年度变化呈脉冲状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南宋时期全国至少有241个县发生过疫灾,其中71.37%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的浙西、福建、淮西、浙东、江东、江西、淮东等东部诸路;疫灾严重程度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浙西路是全国疫灾最严重的地区;各路疫灾的严重性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从总体分布看,南宋地区的疫灾比金元地区严重,且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今光山-大余一线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值区也是疫灾频度高值区,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海宁、湖州、苏州、绍兴等城市。     

怀化市建国前的疫灾流行与防治研究

历史上,湖南省怀化市是一个疫病流行的地方。建国前,影响怀化地区的疫病主要有:霍乱、天花、麻疹、疟疾、细菌性痢疾等。引发疫病流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针对疫病的暴发与流行,建国前,历届政府都采取了一些的防治措施,起了一定的作用;民间则流传着或祈神禳灾,或驱妖降邪的方式防治疫病。     

比较制度优势是中国抗“疫”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其优势更加明显,这是中国抗"疫"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充分集中力量抗击疫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击疫情,充分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能保障依法有序抗击疫情,避免社会动乱;坚持民主集中制使国家机关做到联防联控,形成高效快速的执行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制度使中国获得了众多国际社会的援助。     

清代台湾疫灾及社会对策

清代台湾纂修的地方志表明,台湾疫灾经历了由瘴气到瘟疫的转变.台湾疫灾在开发初期以瘴气为主,随着开发的不断深入,瘟疫成为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疫灾.台湾民众对疫灾的抗击与防御,几乎与大陆传统社会的防灾方式没有区别,但也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

本文将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置于中国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对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认为真性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既与西力东渐不无关系,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瘟疫出现后,江南社会各界特别医学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我们没有理由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     

美第一女婿,抗疫物资肥了自己人

华盛顿当地时间5月11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由特朗普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领衔的“天桥项目”事实上已被叫停。至此,这个协调美国抗疫物资采购、运输和分配事宜的项目引发的种种争议,有了初步结论。     

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江南地区至少有145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54.10%;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为疫灾群发期,集中了整个清朝57.20%的疫灾年份;夏秋季节是疫灾的多发季节,约74.60%的疫灾发生在夏秋两季;疫灾频度的长期上升趋势明显,整个明代经历了7个波长为20-60年的完整的波动周期。水灾、战争、霍乱大流行是诱发疫灾的重要因子。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府级城市的疫灾多于县级城市;沿海城市的疫灾多于内陆的城市;疫源地区城市的疫灾多于非疫源地区的城市;人口稠密区城市的疫灾多于人口稀疏区的城市。     

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

根据相关文献的统计,两汉时期疫病的流行次数约为50次,其中西汉(含新朝)17次,东汉33次。两汉疫病的传播与战争关系十分密切,与战争有关的疫病约占五分之一。两汉时期的自然灾害已呈现出链发性和群发性的特点,疫病往往是在其他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流行。大体来看,疫病流行的次数东汉比西汉多,王朝后期比前期多。疫病次数的多少、流行时间的长短和疫情的大小,与国家控制疫情传播的能力有极大关系。两汉时期的疫病发生在治世的少,而在衰世和乱世则发生频繁。相对来说,两汉时期疫病的高发区在南方以及东汉的都城洛阳和关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