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巫祭酒張普題字》補釋

《隸續》載《米巫祭酒張普題字》全文,宋洪适對碑文作了綜述,云:"此碑有天師道法及祭酒、鬼兵字,而云受《■經》十二卷,蓋諸張妖黨指傳授之約,頗合史氏所載。"本文對"張普題字"以及該碑所在地作了分析。傳授之約或是祭酒向初入教的道徒傳授道家關於宇宙原始以及長生之道的基本觀念。此碑實是現存罕見的爲後人留下史籍未備的五斗米道入道儀式記録。     

選用與剪裁:從《通典·刑法典》看杜佑的法律思想

本文從杜佑對所引史料的選擇和剪裁入手,探討杜佑的法律思想,發現杜佑論述“刑制”歷史時,所引資料均删去了有關“以禮化民”等内容,不認爲“刑”後於“禮”而産生,對以德禮仁義治國持懷疑態度。這與一般認爲杜佑主張以禮樂治國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此外,杜佑詳細引用記録了當時辦案過程的史料的做法也極其少見,反映了他重實踐重程序重法典的法律思想。     

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

古代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其内涵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从肤浅到成熟的过程,各个时期的治边思想又有其特色。古代治达思想总体上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统治对开疆拓土多持相对保守的态度,认为理想的边疆治理是“守在四夷”;从“华夷有别”的治边观出发,在边疆地区施行相对宽松的羁縻统治,同时重视在边疆传播封建化的教化作用。章还以封建统治对边疆民族的治策和对边疆的经济开发为例,阐述了古代治达思想对边疆治策的广泛影响。     

域外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借鉴

本文列举的域外乡村治理典型模式,或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治理,抑或是乡村自下而上的自我改造;或是内生自发驱动,抑或是外生助力推动。无论哪种模式,其共同之处是多中心治理,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政府引导、农村自治主导、社会第三方主体参与,协调共同治理。域外乡村治理模式是在本国实践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积淀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治理理念。通过借鉴域外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玉器的材料属性与制作工艺研究

为了解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的部分典型玉器的材料属性与制作工艺,用多种无损科技分析技术对其进行了现场分析,获取了玉器材质矿物组成、纹饰微观形貌、穿孔孔径及内部微痕特征、表面琢磨微痕等综合物理化学信息。基于科技分析结果,确定了玉器的材质属性以及玉器表面纹饰、钻孔、琢磨等制作工艺相关信息。结合考古学背景资料信息,探讨了长子口墓地出土玉器在材质、器形、功能与工艺之间存在的关系。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北大核心CSSCI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     

朱其懿治吏恤民在沅州

1888年12月,朱其懿任湖南沅州知府,他认为:"知府为表率之官,首严察吏;郡属当边陲之地,尤重安民"。在沅州知府任上的所作所为,他紧紧抓住"严察吏"这个根本,实现"重安民"的目标。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恩威并济以治吏,教养兼施以安民,以身作则不搞排场,从严治吏奖惩分明,多措并举醇化民风,力图一方吏治的清明高效和百姓的安居乐业,为一方社会的全面发展尽力创造适合的人文环境。     

白玉天成 阳平印记:元代张天师白玉法印解析

<正>江西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有一枚"阳平治都功印"。印材青白玉质,洁白莹润。印体通高6.4厘米,边长12.3厘米,重972克(彩版八,3)。印钮为一蹲踞触角螭龙,翻唇露齿,眉须后拂,腿毛翻卷长飘,尾作分丫鱼尾状。整体雕琢精细,生动传神。玉印印面篆阳文"阳平治都功印"六字,线条流畅,结构严谨(彩版八,4)。专家考证,此印为元代龙虎山张天师所用,是龙虎山世代天师嗣教的法印,天师府道士上章、表奏及日常道符均可用之。     

近代中国的“僭民政治”

1912年民国建立后,政治合法性在形式上均需源于民意,但是,政客们实际上以种种手段假造民意,争取权力或建立统治,此种对民权的僭越后来日益制度化,甚至成为稳定的政治结构。在其支配下,强制氛围下的政治表演取代了自愿政治参与,社团被包围侵蚀,选举沦为包办的仪式性过程。政治运作多以派系利益或个人私利为本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亦可能受到利益集团控制。这种"僭民政治"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