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胡适取“九流出于王官”之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     

“诸子出于王官”说质疑

##正##"诸子出于王官",这一说法最早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近人章太炎力主之,胡适曾撰文驳斥章说。考诸史籍,《汉志》"诸子出于王官"之说既不见于先秦典籍记载,又与史实不符。胡适所论之外,以下几点亦可证"诸子出于王官"说难以成立。     

西戎最后一次回临汾

西戎最后一次回临汾是在1999年5月。记得那天早上,我接到时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曹平安老师给我打来的电话,曹老师说西老在蒲县,让我过去一下。我一听喜出望外,赶忙和临汾市农发行办公室主任尉军等一起驱车直奔蒲县。西老是蒲县化乐镇西坡村人,原名席诚正,在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年仅15岁的他就参加了丁玲率领的抗日巡回剧团。     

沈阳“汗王官”遗址简介

"汗王宫"是民间对清太祖在定都沈阳期间所居寝宫的俗称,以往多认为它就在沈阳故宫内。1982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盛京城阙图》中,有满文标示的"太祖居住之宫"。人们这才知道,汗王宫应该在沈阳明清老城北部,北面紧邻"九门",南面正     

章学诚“学在王官”思想初探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点、目录学成就以及方志学理论学者已多有著述,学在王官思想却鲜有人提及,该文从章学诚对政府的认同、王官之学自身的优势和其主张的方志学理论、经世思想等多方面对章学诚学在王官思想进行了探析。     

试论《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上)

“诸子出于王官”说是刘向、刘歆父子中秘校书二十余年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先秦诸子在思想资料、思维对象、思维方式和思想范畴诸方面 ,均与先秦王官之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渊源关系。正是由于夏商周三代官学千余年深厚、博大的积累 ,才有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喷薄竞出。诸子百家的胚胎在三代官学的母体中有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 ,这种传承关系是割不断的     

西周时代的王官之学

西周之时,学在官府,其学号“王官之学”。虽然严格说来,王官之学本身还谈不上是学术,但在学术史上,王官之学却有着承前启后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承先,是指它综合融会了前此之各种学术萌芽;启后,是指它孕育启迪了以儒家之学为代表的私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称它为古代学术之摇篮。     

试论《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下)

“诸子出于王官”说是刘向、刘歆父子中秘校书二十余年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先秦诸子在思想资料、思维对象、思维方式和思想范畴诸方面 ,均与先秦王官之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渊源关系。正是由于夏商周三代官学千余年深厚、博大的积累 ,才有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喷薄竞出。诸子百家的胚胎在三代官学的母体中有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 ,这种传承关系是割不断的。     

《周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最初本属于王官之学,滥觞于《周礼》当中的职方和土训、诵训氏等地域职官,而历代研治《周礼》者训解职方、土训、诵训诸官,既嫌牵强,又疑义颇多。本文研究认为,所谓“职方”,这一词语的本义应是记识各地诸种部类族属的居民与物产特征,并“周知其利害”;而土训“道地慝”,是要令君王“辨地物而原其生”,所谓“地慝”,是指特定地域内的自然地理特征;诵训“道方慝”,是为了使君王得以知其“地俗”,则意味着所谓“方慝”是指特定地域内的人文地理特征。“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应当是统一掌管天下各地的所有地理知识,即各地的地理知识都要汇总到这里;至于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则应当是分析处理这些资料,总结归纳各地的地理特征,以备需索稽求。王官之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其直接服务于君王。职方氏掌管的地理知识,被分别划分成“地慝”和“方慝”两大部分,分别由在君王出巡时夹右王车而平时亦必定侍从于王廷以备顾问的土训和诵训,提供给君王。由于是王官之学,不同的职掌,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学科分支。“地慝”与“方慝”的划分,在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即前者大致相当于现代地理学术语中的自然地理,后者则大致相当于人文地理。职方与土训、诵训诸官相互协同运作,构成上古王官之学中地理学知识的总体框架体系。地理学这种王官之学的属性,从东汉时期起,开始发生变化;但直至西晋时期,始得以根本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