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铜提筒与江东原始瓷筒形器的比较研究——兼论百越文化视野下的提筒形器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铜提筒在当地越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江东地区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或遗址中常出土一类带提耳的原始瓷筒形器,其造型独特,纹饰繁复,在尺寸、器形等方面与铜提筒多有相似之处。从浙江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出土的一批标本器入手,对这一类筒形器重新进行类型学分析,然后就其主要的功能性因素与岭南铜提筒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明确二者的相关性,进而归纳出此类提筒形器在春秋以后南方各地出现的规律。该形制可能并非被动传播的文化因素,而是百越文化背景下各地的统治阶层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为凝聚族群认同,维护统治利益,而对文化因素和器物形制作出主动选择和"策略性操控"的产物。     

从大溪彩陶筒形器看史前长江中游先民的审美意识

自1959年中国考古队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乡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命名为“大溪文化”以来,当地陆续出土了大量纹饰繁丽、富有特色的彩陶。其中有一类被称为“彩陶筒形器”或“彩陶瓶”的器物,造型别致,与后世花觚相似,为大溪文化的典型器。这些彩陶筒形器大小、造型趋于一致,且纹饰多样,多为红底黑彩。它们的功能一直被广大学者所猜测,文章认为其具有实用功能,是一种酒器,也具有文化功能,为祭祀的礼器,是长江中游地区“觚”的前身。此类器物更是大溪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先民生活美学的集中体现。     

中国古代玉器探源

古玉探源是解决我国玉器的最初源头的科研课题.我国史前五大玉矿资源产地、三大玉文化板块、五支玉文化亚板块的背景决定了我国玉器源头很可能是多元的,似乎不可能出现于一地而向四面八方传播.从迄今已掌握的发掘出土玉器的质量与水平及其玉文化面貌判断,我国玉器起源地之一,可能在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周边或其以北地区.     

鲁北—胶东盐业考古调查记

本文通过对鲁北莱州湾和胶东半岛16个县市和出有盔形器的遗址进行了调查,对盔形器的形态演变、分布区域、使用功能等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与国内外有关遗址和类似器物作了比较分析,确认菜州湾沿海包含大量盔形器的遗址是商周时期的制盐作坊,而盔形器则是制盐的特殊用具.     

“弓形器”用途与来源再考

在商周青铜器中弓形器是较为常见的器物之一,为其定名、究其用途,历来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依据田野考古、传世文献和历史学的有关资料,并结合以前学者所考证的成果,认为弓形器是商周时期贵族辅弓用的工具,即所谓的弼.     

齐家玉器文化探微——从一件半成品琮形器谈起

齐家玉器文化是齐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玉器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解读甘肃省会宁县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半成品琮形器,探讨了齐家玉器的来源、材质、制作工艺和用玉观念。     

“好”汽柱甑形器

"好"汽柱甑形器出土于商代晚期的殷墟妇好墓中,其类似于甑的形制和底部独特的汽柱结构,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论汉六朝青瓷工艺演变的动因之一——以狮形器为例

学术界对汉六朝的青瓷狮形器并无太多关注,因而对其用途、名称,乃至于制作工艺等问题都不甚明了,莫衷一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窑工制作狮形器所运用的成型工艺,最初以拉坯为其主要成型技法,尔后大量运用范制,最终又回归于拉坯技法的钟摆现象。上述现象与汉六朝时期其他青瓷工艺演变的情况有所不同,故而本文先探讨狮形器不同成型工艺之优缺点,再借此解释这一现象的内在动因。     

试谈蚌埠双墩遗址出土靴形器功用

鹿角靴形器,或称鹿角钩形器,是新石器时代十分富有特色的一类遗物。安徽省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这类器物,颇具代表性。本文拟就蚌埠双墩遗址所出遗物进行探究,对这类靴形器的功用发表一下自己的薄见,认为这类器物是集刮抹器表、制作口沿、修整圈足和刻划符号四种功能于一身的陶器加工工具。     

小议方簋

方簋是青铜簋中形制罕有的一类,出土数量极少,未能引起学界的关注。而常见的簋的形制虽然多样,有无耳、双耳、三耳、四耳簋;有环耳、附耳、贯耳簋;有圈足、方座、三足或四足簋等,但都具有一个共性,即圆形的敞口、鼓腹、圈足。因此,彭裕商在《西周铜簋年代研究》一文中将其作为划分簋型式